第六章 抵抗运动的开始
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8
全欧洲都在对占领国进行着抵抗。在每一个被占领国里，都能发现这一运动，但它却从未统一或协调起来。这种在敌国心脏内的特洛伊木马，自然要为盟国所利用，但它们对之又有点不信任。然而所有国家的抵抗运动者都很相似。首先，他们都是反德的，因为意大利的占领相对说来范围是有限的，并且比较温和。所有抵抗运动者的动机都出于两种感情：爱国主义和对外国或本国法西斯主义的憎恨。他们从事的战争，既是政治斗争，又是军事斗争；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爱国主义的。因此，抵抗运动者所追逐的是作为敌人朋友的通敌者；于是抵抗运动就成为内战，并企图夺取政权。
抵抗运动所从事的战争是无情的；既然占领者把恐怖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游击队也就报之以反恐怖——顺便说一下，德国人却把游击队员称为“恐怖主义者”。这是一种总体战，根据的是摩尼教 [ 译者注：公元三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始的宗教，主张世界上总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两大势力相斗争着。唐代曾传入我国，并在农民起义中起过作用。 ] 的基本性质：你对占领者要末赞成要末反对，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即那些中立的或态度冷淡的人，是注定了要消失的，因为他们或迟或早要被迫采取决定。最后，抵抗运动的军队产生于穷困的境遇中，它缺乏武器、金钱和有训练的人员，它所能干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搞一些“小骚扰”，而没有希望赢得真正的胜利。它没有能力赢得战争，常常只是必然被牺牲的先行者，注定了不能享受它的牺牲曾为之铺平道路的胜利。按比例来说，它的损失很大。
在每个国家里，抵抗运动者发现他们的情况都基本相似。他们都是志愿者，往往要全部依靠自己的财力来进行活动。他们的小组总是非常不稳定；他们缺乏经验和先例，必须自己制定战斗方法。
在抵抗运动者获得任何经验以前，消极抵抗是一种早期的形式，这表现为故意曲解占领者的命令，或者拖延执行它们；散布俏皮话和笑话，嘲笑胜利者，贬低他的威信。这是一种范围有限的自发行动，它使占领者感到苦恼，因为他意识到有问题，而且估量不出它的确切意义，除非它是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如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或巴黎的凯旋门——举行的集会和示威中表现出来的。
抵抗运动从经验中发现，这种群众性的活动是适合于心理战的要求的。首先是偶然散发一些传单，继之就出现了多少有点正规的报纸。这是前进了一步，因为它预示有组织的和稳定的小组的存在。它们收集新闻，建立油墨和纸张的储备，使用印刷机器，散发各种宣传品。
出版地下报纸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的形式，因为它的目的虽然是报道情况，但它更着重的是去说服和鼓动公众舆论。占领国家的行径，特别是对待犹太人的做法，也是激起舆论的因素。对犹太人和逃亡俘虏这些敌人手中的受害者给以帮助，这对帮助者来说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它意味着更加坚决地承担义务，并需要联合起来的组织行动。例如建立逃亡的渠道，负责寻找、隐藏和安全转移在敌占区上空被击落的盟国飞行人员。
所有这些早期的组织，都是由于偶然的接触，共同的同情心或友情，职业的、意识形态的或家族的联系而形成的。这种联络网是异乎寻常的东西，特别是情报网。它不能满足于召募多少是积极的同情者，而必须使他们懂得技术。情报网有点象间谍网，它的情报员必须学会如何观察、分析和递送情报；但他们不是职业间谍，也不是在敌国内进行活动，而是在被敌人占领的本国领土上活动，牵涉到很多阶层的人民。
把敌人的布署、运动和意图告知盟国，这本身就是反对占领者的一种大胆的形式，但进行破坏和用暴力袭击人员则是直接行动。被征服国家的人民以他们极为有限的手段，企图使敌人的战争机器瘫痪。他们先从容易的方面着手，如割断电话线，袭击单个的士兵。后来，破坏行动就成为总战略的一个部分，和盟军的推进联系起来。因此，在敌占区里，战争就转向破坏敌人所使用的交通运输和工厂设施。象铁路或邮局这种法人团体的职工就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职业提供了很多机会。破坏行动的另一些形式是怠工或公开罢工。这种战术的顶点就是“焦土”政策，它使当地人民遭到的痛苦同敌人遭到的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所有这些行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重新拿起武器，最初是一些小组(在法国叫做马基，在苏联叫做游击队)，它们进行一些骚扰性活动，如袭击仓库、巡逻队和通敌者，或者进攻乡村。这些小组都在敌占区的深山密林等险阻地区内活动，它们的主要斗争手段就是机动性；行动的范围和效力，要视它们在人民中得到合作的情况而定；如果人民对它们抱敌对情绪，它们就不能够生存。就是依靠这个方法，抵抗运动能够在南斯拉夫或俄国形成一条正规的战线，或者能够在法国和波兰唤起整个民族。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抵抗运动倘若只依靠自己的人力和物力，就会变得毫无力量。它们亟需从外界获得武器、弹药、金钱、指示，而有时候甚至还需要教官。它们必须适应盟国的战略，而更重要的是不去妨碍这种战略；它们仅仅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如何去发挥力量，不能由它们自身做出决定。这至少是主要盟国对它们的看法。抵抗运动既贫穷又骄傲，在这种控制下感到烦躁不安，但又无法摆脱。
在1941年6月以前，英国是在独立作战；被占领国人民的一切希望就都寄托在它身上，因为它在庇护着因被入侵而逃亡出来的各国合法政府。英国想方设法地要把它的决心灌输给被征服的民族。因此，无线电广播就成为心理战的一种强大武器。英国广播公司每天用二十三种不同语言向十八个国家进行三十五个小时的广播。1943年，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部拥有一百多工作人员。这样，各国人民就不再对战争的进程毫无所知了；他们获知英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德国所遭受的挫败；他们得知自己国家中发生的情况，得知敌人如何牺牲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劫掠，或者敌人企图采取什么对他们不利的行动。他们不再感到孤立，而能够得到忠告、甚至指示。于是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从无可奈何一变而为充满希望，从无能为力一变而为坚决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巧妙之处在于，它不去抄袭戈培尔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是完全老老实实的。它绝不隐瞒英国的失利；它诉诸听众的理性，判断力和良心。它还进一步用空投的小册子、报纸和缩印书籍来发挥作用，但比之于无线电广播，其效果是极小的——无线电广播能够定时地把好消息传播给每一家庭。
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也把抵抗运动看成在欧洲大陆上的某种后卫力量。它期望从它们那儿收到情报，例如德国准备登陆英国的消息。军事情报部门派遣间谍潜往欧陆在各国人民中间募集志愿者，组成情报网。那些被募集者，由于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很好的情报来源，例如在海军工厂中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为此目的，经济战争部曾经组织了一个从事颠覆战的机构——特种行动执行局，在所有的被占领国内，它以有限的范围、精选的地点和小股的间谍人员，组织对敌人战争努力的破坏活动。
这样，英国就得以完善地下战争的一整套技术：通过电台发出“私人通讯”，以只有他们才懂得的语言，向几百英里以外的间谍发出直接指示；设置训练间谍的营地；同潜艇或飞机输送人员和物资；制造适用的间谍工具，如可塑性炸药、收发报两用机和功率越来越大、操作越来越容易的秘密发报机。
但是，由于地理距离的关系，共同的影响对西欧比对中欧和东欧要更加容易和有效。另一方面，英国只允许各国的抵抗运动具有有限的独立性，它甚至害怕它们可能过早的出动，建议它们小心谨慎，并警告它们要等待有利时机。苏联在1941年6月以后的态度却与此完全不同。
当苏联遭到入侵时，斯大林呼吁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给予援助。他要求它们以一切尽管是有限的手段，毫不迟延地向占领国展开战斗，以便尽可能多地牵制住它的军队，防止这些军队被派到俄国去。各地的共产党人响应了这一呼吁。截至当时为止，各地共产党人都公开认为，战争是在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国家中进行的，不论其结果如何，都与人民无关。而到了这时，他们突然鼓吹要从事一场爱国主义的战争，一场浴血奋战。法国共产党采用了民族主义者传统的反德口号：“一个人干掉一个德国佬”。
共产党人支持并实行他们所谓的“直接行动”，包括使用暴力和进行破坏，而不顾敌人的报复和自己将遭到的损失。而在同时，他们却找到了打动人民群众的合适语言。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国家所以如此悲惨，固然是垄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然而希特勒的侵略已经使它变得更加不可容忍了。因此，社会革命必须经由民族解放才能实现。除了南斯拉夫以外，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向占领国的一切敌人伸出了友谊之手，即使头天晚上他们还是敌对者。他们鼓吹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有了共产党人的参加，抵抗运动就变得更加受人欢迎和更加有力了。工厂中不断发生罢工、停工和破坏行功。占领国也反过来使用更加严厉的措施，实行枪杀和逮捕“人质”。这些牺牲者流的鲜血又进一步激励了志愿者们，使他们走上共产党人的轨道。尽管这样，他们却没有从苏联得到援助；苏联正全力以赴地进行自己的战斗，十分关切自己的命运，以致不能分出自己的人力和物力来承担这一斗争。俄国没有组织象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一类的机构；它只给自己的游击队送去武器和装备。它只是经由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而这些指示也得到了服从。
挪威、荷兰和比利时的合法政府驻在伦敦，被占领国的人民没有谁对它们的合法性发生疑问。但是由于这些流亡政府的力量薄弱，使得抵抗运动完全依赖于英国。英国实际上控制了被占领国内的抵抗运动，其至还为地下报纸发去已经写好的文章。在这几个国家里，共产党没有起什么作用。法国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
丘吉尔梦寐以求的是在挪威进行一次登陆，为此，他曾借助于当地抵抗运动者的情报和帮助，对挪威进行周期性空袭，并由挪威突击队员从伦敦出发对挪威进行突袭，最著名的就是对罗弗敦群岛的那一次。由于这种突袭是由军官组织的，所以抵抗运动就具有军事性质，并组成一个单一的团体，叫做“米洛格”，实际上受挪威军司令官卢格将军的指挥。挪威的抵抗运动同设得兰群岛建立了通讯联系，这种联系非常正规，以致被称为设得兰公共汽车。抵抗运动的成就之一，是1943年3月部分地破坏了“重水”工厂。
就挪威人民来说，他们对吉斯林想把他们按纳粹方式组织起来的企图在精神上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学术界、公务员、青年人和体育界都拒绝陷进任何单一的运动中去。路德教会直言不讳地谴责了通敌行为。高等法院停止了工作。高级专员特波文报之以大规模的逮捕，一次就逮捕了一千名官员和一千二百名学生。
丹麦的情况不大相同，因为德国的入侵并没有改变它的政权，也设有撤换它的领导人，它是由官方正式同敌人合作的。但是纳粹并没有搞得很成功，在1943年的选举中，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民都投票赞同民主党派。那里的抵抗运动是由特别行动执行局发动的，抵抗运动向英国提供的情报，用秘密电话打到瑞典。后来，随着战争的进展，丹麦人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特别在占领当局采取反犹措施、而丹麦当局也跟着效尤之后。地下报纸广为传播，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也已开始。七千名犹太人被救并送往瑞典。但是这个同家地势平坦，没有森林，所以不适于进行游击战争。
荷兰的地势也不比丹麦更适于游击战争，它位于各被占领国当中，地处孤立，没有通到外部世界的出口，也不适于进行地下活动。但是，尽管有德国人的密切监视，尽管穆塞尔特运动大肆活动，荷兰们形成了一个地下组织，这是很了不起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人民反击发生于1941年2月，这是由于在阿姆斯特丹逮捕犹太人所引起的，它采取同情罢工的形式，某些大学并罢了课。
从1940年夏天就办起的地下印刷厂，出版了报纸(《我将坚持到底》、《消息报》、《自由荷兰》)达八万份。1941年，出版了一百二十种秘密报纸；1943年又出版了一百五十种。大约与此同时，第一个情报网开始行动起来，各种报道和消息经由瑞典或日内瓦送达伦敦；帮助逃亡者的组织同比利时和法国的联络网联系起来。但是，由于德国反情报机构一次惊人的成就，这种活动被制止住了。德国反情报机构设法取代了抵抗运动者，收集了给他们空投下的物资，好几个月里向英国发去假情报。其所引起的危害，直到1943年底才被消陈。但是在此以前，已有许多学生和工人拒绝到德国去工作。荷兰纳粹分子同抵抗运动者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在比利时，人们对1914－1918年的被占领记忆犹新，一个显明的例子是，第一张地下报纸就采用过去的名称——《自由比利时》。帮助逃亡者的网也自动地沿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线路。它们还把活动扩及法国；因此，“彗星”组织在蒙托邦和马赛的帕托勒里都设有分支机构。
从1942年以后，抵抗运动就开始分别同在伦敦的各国政府接触，共有三十五个情报网在活动，用了约一万人，其中包括三百名空投的间谍。比利时政府决定由“秘密军队”单独控制军事抵抗运动，而由“自由阵线”负责民间抵抗运动。但是也还有一些外围组织保持独立行动。同荷兰的情况相反，它曾经考虑过在阿登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法国没有进行地下战争的经验；由于号称无敌军队的失败，它完全垮台了。它被解除了武装，又沦为不发达的国家，这就产生了物质上的匮乏、生活上的困苦和精神上的沮丧。而由于这些不幸的遭遇，它就更加陷于分裂了。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惰性，维希政府的宣传又加强了这种惰性，它断言每个良好公民的天职就是服从贝当元帅，他们要遵守的命令就是“想贝当之所想”。
在这种情况下，赞成继续斗争的第一批志愿者就集合在驻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周围，仍留在法国的志愿者也渴望帮助他或参加他的组织。这样，戴高乐将军就发现他指挥起一支小小的军队，战斗在大西洋上、欧洲空中、埃塞俄比亚、撒哈拉和利比亚。由于一些海外领土转过来赞同戴高乐的目标，这支军队又逐渐增大。这些领土之转向他主持的事业，要末是出于自愿，如赤道非洲、喀麦隆和太平洋诸岛；要末是经过战斗之后，如圣皮埃尔－密克隆、叙利亚、黎巴嫩和马达加斯加。英国有时让戴高乐在英国广播电台向法国人讲话，还允许他组织一个特种组织——情报与行动中央局，以便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接触，并向它提供武器和军官。
自由法国是法国各种政治党派和社会阶层人士的一个混合体。它仅仅是以成立一个战斗组织为宗旨，它的领导者亲自保证让法国人自己来决定战后国家的命运。但是，它却坚决有力地谴责了第三共和国 [ 译者注：从1870年普法战争后至1940年为第三共和国。这里指战前的达拉第政府。 ] ，认为它应负战败责任，而且由于战败，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同时它也谴责了维希政府，认为它不合法，并且犯有向占领国卑躬屈膝和过早投降的罪行。
在法国，社会的通常结构——政党、工会或共济会一类社会组织——已不复存在。因此，法国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对新的人物表示忠诚。他们通过英国的无线电广播发现了戴高乐将军，然而马上就追随他的人还是很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人继续信赖贝当元帅，他得到了普遍的尊敬。但是，在“停战后的军队”里，某些单位违反停战协定，积存武器，并逮捕德国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地下报纸自发地在发展着，攻击占领国，尽管并不总攻击维希政府，“抵抗运动”的五花八门组织就围绕着这些报纸成长起来。在一个长时期中，它们还是比较弱的，缺乏实力和经验，缺乏金钱，没有任何进行活动的手段。然而，各个地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在阿尔萨斯，因为它早已被并吞，任何反抗行为都会被德国人认为是叛国罪，所以阿尔萨斯人如果不愿意返回故乡而呆在法国，他们就只能依靠维希当局的帮助。北方省和加来海峡省居民对1914－1918年被占领的记忆，使得那里的抵抗运动出现较早。1940年12月，据里尔的《野战司令部》报道，有四十条电话线被割断，另有十多起破坏活动。但是象“北方之声”这样的组织，只能在当地招募成员，也只能影响一个有限的地区。
在占领区内，有很多大胆的活动；占领当局的存在，经常激发了这些活动。军官们组织了情报小组，同“停战后的军队”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人类博物馆的几个年轻种族学者组织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早在1940年12月15日就开始散发打印的宣传品《抵抗》。学生们也出版并散发了地下报纸《保卫法国》。“抵抗者”、“解放者”、“巨人”、“瓦尔米”和“电弧”是一些小型团体，很难避免德国秘密警察的注意。“解放北方”和“军民组织”则比较大，因为前者是从工会和社会党人中召募成员的，后者是从预备役军官协会、政府和工业机构中召募成员的。
法国南方没有占领当局，所以风险较少，有三个大的抵抗运动扩及所有省份，这就是“义勇军”，尤其是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领导的“解放南方”以及“战斗”。后者的领导人亨利·弗雷内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他建立了地下抵抗运动的一些机构，如秘密军队、宣传、情报、造假证件、接待工作，空投和救援等机构。
1941年6月以后，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了抵抗运动，而在这之前，只是它的个别成员参加了运动。共产党发动了“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对右翼开放。它在南北两区都建立了坚固的组织，并为每一行业或职业协会出版了专门的报纸。从理论上说，它欢迎大家参加共产党的行动小组——“义勇军与游击队”。这个组织虽然鼓吹和寻求所有反对占领当局的派别的合作，实际上却保持了它的独立性。
由于共产党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重新出现，社会党也活跃起来，因此抵抗运动就更加倾向于形成相互对立的大小集团。戴高乐将军的成就，就在于把它们都统一起来。他派左的人员已经建立起情报网，其中最活跃的就是“圣母协会”。但是，这位将军又委派让·穆兰去执行一项更为重大的政治任务。穆兰是一位前警察局长，在伦敦参加了戴高乐的行列。让·穆兰以不屈不挠的决心获得了成就，他首先着手去协调南方抵抗运动的行动，然后又把北方的运动协调起来。到1942年年中，非占领区就已经有了“统一的抵抗运动”，所有的志愿人员都加入单一的“秘密军队”，由戴高乐将军任命的德莱斯特兰将军所统辖。与此同时，让·穆兰还为抵抗运动搞了一些联合组织：“研究委员会”、一个负责空投和登陆的部门，地下出版机构和一个“团结委员会”。
由于穆兰的活动，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各派温和的政治家们都承认了戴高乐将军的权威。而且，戴高乐这时已经改变了态度，答应在解放以后实行某些社会改革，因此看来他已成为一位更加广泛的“人民阵线”的领导人。相应地，贝当元帅由于代表了同敌人合作的政策，他的威望下降了。当赖伐尔重新当权后，“停战后的军队”巾的抵抗活动被削弱了。无论如何，它毕竟只是少数技术专家的工作，群众对之没有好感。
于是“戴高乐主义”就在法国兴起。这不是对戴高乐将军一个人的盲目信任，而是赞同他所代表的事业，这就是拒绝同敌人合作，拒绝屈服，用法国内外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继续战斗，使法国获得解放、再生和改造。
第一个经历了德国占领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以后，抵抗运动是由贝奈斯总统从法国加以领导的，他那时在法国避难。问题是要保持或重新建立同国内的联系，而这一点已经于1939年8月做到了。第一批地下抵抗组织的参加者是捷克人、士兵和共产党人，分属两个不同的小组，它们虽不友好，但并不互相敌视。对德国的反对表现为群众性的行动，如在慕尼黑协定一周年时电车工人的罢工，对圣马提阿斯节的抵制，尽管德国秘密警察作为预防性措施事先逮捕了一千人。到1940年1月，“国内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已经散发了各种宣传品，并用秘密无线电发报机向巴黎和伦敦每月发出上千条消息，被征入德国军队中的捷克人充当情报员，还有的人则在德国国内组织破坏活动。
法国的战败是“第二次慕尼黑事件”。后来，德苏签订协定，共产党人就激烈地同贝奈斯总统的支持者破裂了，他们甚至攻击这些支持者帮助“英国殖民巨头从事肮脏的战争”。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则开始同波兰政府谈判，拟在战后组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邦联，这只能意味着再次在苏联周围建立某种“防疫带”。
当苏联进入战争时，一切都改观了。共产国际发出的指示，捷克共产党唯命是从，他们号召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占领者。苏联承认了捷克的流亡政府，并保证在战后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原先的状态。在贝奈斯总统方面，他已经从这些事情中得出结论；他现在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将来只有依靠苏联的友谊才能生存。于是，哈查总统及其支持者所代表的多少是中立主义的观望态度，受到了国内外的谴责。
1942年5月27日，伦敦派去的间谍处决了“保护长官”海德里希。占领当局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报复：利迪斯和勒扎基两座村庄被毁灭，居民遭到灭绝。在波希米亚逮捕了一万人，其中有两千名是地下工作者。国内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从此一蹶不振，只是以很小的不起作用的小组形式存在下去。伦敦发出指示，要他们小心谨慎。苏联遭到的挫折也迫使共产党人限制了自己的活动。但是尽管有这些暂时的挫折，捷克斯洛伐克地下运动仍在重新振起。每个人都已逐渐认识到，国家的生存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波兰共产党人(其中有一些已经取得苏联国籍)组成一个“波兰爱国者”小组，不承认在伦敦的政府的权威。在这些情况下，比较明智的办法似乎是，在这支新的波兰军队被苏联释放后，把它派往中东，在那里由安德斯将军统辖并加以训练。
波兰地下抵抗运动进行了极为积极的活动；它制订了广泛的破坏行动计划，并付之实行，特别是破坏铁路，以阻碍通向苏联的运输。它发出有关广大地区的情报，有的是从被送往鲁尔地区工作的波兰人那里收集的，有的是从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并随之推进到伏尔加河流域的波兰人那里收集的。但是，不管波兰抵抗运动进行得如何英勇而果敢，却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从地理上来说，它是在红军的势力范围之内的，而且正是苏联红军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并支解了它。
南斯拉夫在1941年3月发生暴动并受到入侵之后，国王彼得就随其政府前往伦敦，完全割断了同本国的联系。但是，在这个多山的国家里，交通是很困难的，因此德国军队只能满足于瓦解该国的军队，而不占领它的整个领土。山区仍然有一些部队，是入侵之前刚刚动员的。在塞尔维亚中心的拉弗纳山区，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因而能够继续控制住他的部队；他把这支部队叫作“契特尼克”，以纪念反土耳其人的斗争。他的名声很快就传到国外，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很愿意让他代表他们，以陆军部长的头衔在战地活动。英国人也愿意帮助他，但却鞭长莫及。
然而，当苏联进入战争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就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组成以布罗兹(另名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该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很少，而且主要在城市里，但它的某些成员在西班牙内战时曾参加国际纵队战斗过，因而获得了宝贵的军事经验。这个党的领导人开始到处讲好话，并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了榜样。1941年7月4日，他们发出全国总起义的命令，继之解放了一些城镇，并在处决了那些被控为通敌者之后，设置了一些新的官员。铁托的支持者们远没有为了民族团结而牺牲他们的革命纲领，他们鼓吹并实践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宣布，战后的新南斯拉夫应是一个联邦国家，要通过革命来从经济和社会上进行全面的改造。
斯大林对这种政治宣传深感不安，认为说得过于浮夸，并可能危及他正在鼓吹的广泛的反德联盟。于是在他的紧急建议下，铁托勉勉强强地同米哈伊洛维奇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后者并不隐瞒自己追随亚历山大一世传统的泛塞尔维亚主义观点，这就引起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的铁托的疑虑。米哈伊洛维奇依靠陆军部长头衔的权力，并遵照伦敦流亡政府的命令，企图把游击队纳入自己的统辖之下。结果，双方的协议没有维持很久，当游击队企图在塞尔维亚扎根时，自相残杀的斗争就在米哈伊洛维奇自己的这块领土上开始了，最后“契特尼克”败于对手。
从这个时候起，铁托就不顾斯大林的命令而独行其是了。他建立了一支“无产阶级军队”，其中不分军阶，边战斗边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教育。不论他停留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停留多久，铁托就废除了那些现存的机构，而只保留党的机构。1942年11月26日到27日，他在比哈奇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出席的有五十四个代表，代表了南斯拉夫的所有地区和民族。领导游击队斗争的“反法西斯全国解放委员会”决定，由公社管理地产，普及政治教育，建立革命的“解放委员会”。
“民族解放军”当时已有八万之众，它的惊人的成功导致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乌斯塔施近三十个师的联合进攻。1942－1943年冬季，游击队被迫在波斯尼亚至门的内哥罗之间不断游动，他们虽然遭到斑疹伤寒的蹂躏，但仍英勇地进行战斗。他们还遭到米哈伊洛维奇指挥下的“契特尼克”的攻击，因为他对他们的革命纲领感到恐慌。因此，在南斯拉夫，对占领当局的斗争也是一场内战和一次革命。
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希腊，国王和政府已经流亡开罗，对本同已无任何权威，这个国家由一群通敌的将军们统治着。正象南斯拉夫的情况一样，抵抗运动也诞生于山区，有时是由军官们发动，有时是由共产党发动的。由于英国遗留下的仓库，也由于希腊军队抛弃和隐藏起来的装备，抵抗运动者得以武装起自己。但是，他们虽然一致同意继续战斗并废除王朝，两个主要的组织却很快就彼此打了起来。最大的一个非共产党组织是泽尔瓦斯将军领导下的“埃泽斯” [ 译者注：EDES，希腊共和国民军。 ] ；但也还有一些较次要的小组织，如普萨洛斯上校所领导的“埃卡”。共产党则成立了“埃拉斯” [ 译者注：ELAS，人民民族解放军。 ]组织。
1942年10月，英国向希腊派去一个使团。丘吉尔认为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他打算在那儿重建君主政体，即使违反希腊人的意愿也在所不惜。这个英国使团试图一视同仁地同所有抵抗运动合作，帮助它们组织破坏活动，阻挠对隆美尔的供应。1942年11月25日对雅典－萨洛尼卡线上戈尔戈波培莫斯高架桥的破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是“埃拉斯”和“埃泽斯”之间的这种合作寿命很短；英国人对此无能为力，只是静观它们之间的苦斗。
后来派往阿尔巴尼亚的戴维斯将军的使团，也遭到同样令人失望的命运。恩维尔·霍查领导的共产党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到右翼党派的“民族阵线”(“巴利”)的反对。这两个组织既热中于打击德国人，也热中于互相消灭以夺取战后的政权。英国的激烈反对和制止也毫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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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42年年底时，欧洲各地的抵抗运动虽然还不很强大，但都在发展着。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它们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实际的新战区，但由于它们的进展，由于它们不断得到人民的支持，已使占领当局感到忐忑不安。与此同时，抵抗运动还导致那些出现这一运动的国家在结构上的根本改变。它们显示出来是政治和经济变革的一个有力因素。它们的各立门户反映了在反纳粹德国斗争中的暂时联合，它们自相残杀的斗争也过一步指明在战后欧洲变得很显明的那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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