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欧洲的统治
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8
德苏战争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在二次大战期间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前例的。由于作战地区广阔、人员伤亡众多，旷日持久、斗争残酷，因而战争的特点已经完全改变了。战争爆发初期曾经引起那样狂欢的闪击战就此结束了，只以轻微的损失就赢得全面和决定性胜利的那种便宜事也不见了。何况所付出的那些轻微代价，还因为获得大量战利品，占领许多土地以及打败敌人而大大得到了补偿呢。德国士兵在别的地方还从未吃过如此剧烈而持续的苦头，也从未遇见过比自己更为顽强的对手。如果陆军将官团由于碰上的困难和最初的失败而感到惶惶不安，那么德国士兵就由于陷入“俄国地狱”而情绪更加低落，他们都羡慕那些留在西线等候着假设性的英国对“欧洲堡垒”进攻的伙伴们。阵亡或疲惫的士兵必须得到补充。装备和武器需要不断更新、增添和改进。这些经常都是远远不敷所求的，而且很快就成为不适用的东西，因为在夏季必须走很长的距离，而在冬季又无法对付恶劣的天气。总之，已经变成一场消耗战了，既对结局毫无把握，又说不上何年何月才是尽头。
德国再也不能依靠其装甲部队，在所向无敌的空军支援下，通过迅速、猛烈和成功的扫荡来赢得战争了。它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资源都动员起来，把所有的壮丁都送上战场。这样，它就直接面临一个矛盾：每当一个德国工人穿上军装去前线，工厂里就减少一个参加军工生产的劳动力。只有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德军所征服的地力或因其胜利而被迫依附于德国势力的国家。至于未来的庞大计划，以及对被征服的国家给予不同的对待，就更不必说什么了。为了胜利，一切在所不惜。必要的话，为着征服者的利益，可以把欧洲的原料、食物、机器、人力通通榨个一干二净。德国正在变成一头贪得无厌的食人怪兽。
因此，这样的时刻就不便于去讨好占领区人民，或装出一副“正确”和仁慈的模样。当然，戈培尔的宣传仍在试图把那些反共、反犹和拥护未来的欧洲的志愿者争取到德国这一边来。每个国家都有一帮出于信念或自身利益考虑的通敌分子在替德国招募人员赴俄国前线作战，他们重复着德国宣传部所有的口号，同时还协助德国各种警察部队去干肮脏的勾当。一部分法国人攻击另一部分法国人；法国警察逮捕犹太人和法国抵抗者；法国商人把本国产品出卖给敌人。除波兰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完全避免这种通敌行为，然而没有一个国家的通敌分子曾成功地说服并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哪里都是孤立的少数，他们的同胞对他们充满了吃惊、不信任，最后是仇恨。
纳粹统治的真实面貌现在显露出来了。各战败国人民遭受到德国人民先前受到过的那一整套镇压措施，不过现在范围扩大了，程度也已加剧了。首先受到镇压的是波兰人和俄国人，跟着所有战败国的人民陆续都遭了殃。先是罚款，进而扣作人质；先是警告，进而枪杀；先是关进监牢，进而送往集中营。希姆莱和他的部下的职权日益扩大，同时也越来越显要，因而他们不再只是专干不光彩和秘密工作的“特殊部队”，而已经成为纳粹统治的真正的、赤裸裸的主宰了。秘密警察取代了谍报局；党卫队取代了国防军；酷刑室取代了军事法庭。欧洲变成了一座监狱，最终必将成为一块墓地。在受到恐怖统治的人们当中，有几种人特别是他们的眼中钉，即共产党人，不断增多的各种抵抗者，尤其还有犹太人。纳粹分子在胜利的初期，满以为可以受不到战祸；在开始吃败仗后，又是害怕又是气恼，于是便把他们行动背后作为推动力的那种种族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了。他们在设法要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
不过，沦陷国家的人民逐渐摆脱了自身的逆来顺受和无所作为。由于占领者把这些人民置于不得发展的状态，他们作为个人、家庭和民族而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在得知英国人在顽强战斗，尤其是苏联人民不屈不挠地决心抗战的消息之后，他们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在欧洲各地，抵抗运动的组织纷纷建立并武装起来，准备在解放战争中开展活动。欧洲确实是在重建起来，不过是在水深火热和满怀希望之中建立起来；不是遵照纳粹的意旨，而是与它的意旨相抗衡。
对于德国获胜后如何把世界组织起来，希特勒心目中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打算，然而不知是故意还是出于权宜之计，他仅仅透露过自己计划的片断。由于这些片断显然往往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互不相关的，因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们相当紊乱，远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诚然，已经设立了多种德国机构来制定各项计划，它们各自激烈地争论着是谁首先提出那些主张来的，以及从贯彻执行中又能够取得什么好处。在实践中，各个方面的人物都是多少相互配合行动的，里宾特洛甫作外交部长，戈林作帝国经济总监，罗森堡作党的理论家和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希姆莱负责保证种族纯洁，还有戈培尔，他必须以实践中所提供的确切证据，来使他的宣传论据具有一定的实质内容。
1942年6月，党卫队高级长官康拉德·迈尔博士制定一项十分详尽的确保纳粹在东欧统治的计划，即东方总计划。整个方案都是按照德国观点设想的，农村移民，以及经过“适当的生物学选择”，来创造一批“健康的农民”；城市移民，由德国享有“制定计划的充分自由”，建立移民区，其审判权掌握在德国当局和“党卫队法庭”手里。这种未来“重建”所估计的费用已经考虑到了各种可能的因素，其中包括迁移费、宣传费和“管理”费等。例如，按不同的工业部门，“供给一个工人空间的费用”，估计为“六千到一万马克”。诚然，这些经费的来源一部分是依靠“向战败国索取的赔款”，同时还依靠“由重建地区的全部经济资财中集成而设立的一笔特别资本基金”，也就是说，是由战败国的人民身上征集来的。至于劳动力，则向那些被压服了的或奴性十足的大量战俘、普通刑事犯以及强行征来的劳工广泛发出号召。对任何团体或个人的权利是决不予以考虑的，他们自己的要求也很少予以满足，甚至连听也都不屑于听一下。这一整套计划严格地受到一种假科学的地缘政治学法则的支配，关于这一法则，迈尔博士这样说过：“要以可利用的人类资源去填满准备移民的空间。”这需要五个“五年”才能完成。
这一绝妙方案针对的确实只是欧洲占领区的一部分，即东部。然而，有先见之明的迈尔博士着重指出，只有整个德国(也包括西欧国家在内)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这一方案才能实现。因此，纳粹要强加于欧洲的，正是一种殖民地统治的类型，它是系统化的，并且以故意强硬的原则作为基础。
希特勒很可能也持有这种总的想法，即使这种方案并非由于受到他所发表过的或据说他曾发表过的意见的启迪。但是，由于时间关系，这个庞大的计划来不及全面地贯彻。战局的危急也迫使这位元首不得不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主要都用在作战指挥方面。总之，除在几个方面外，欧洲占领区的政治与行政组织大都是为了应付眼前的需要，很少是按照未来计划部署的。
因此，虽然一般人相信，向东扩张会增加德国的力量并获得好处，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完全抛弃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想法。不过，除恢复德国在1918年失去的殖民地，从而使它不公平地受到的损害得到补偿之外，希特勒总是避开谈殖民地问题，其原因要末是他不愿促使法国将领投奔戴高乐，要末由于他正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摩洛哥)同佛朗哥或墨索里尼进行争夺，要末就是因为他想保持一个同英国进行和平妥协的机会。
1943年7月1日，希特勒对他的几名将领作过一次独白(这是他的习惯)，人们从这里可以略微了解这位元首的动机。他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只靠武力还不足以建立全面的统治；武力当然还是决定性的因素，可是一个驯兽者用以控制一匹动物的那种无形的心理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马戏团的比喻，正说明希特勒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问题上所持有的真正看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让被征服国家的民族利益妨碍征服者的重大利益。比如乌克兰，这位元首明确表示过，必要时他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他会故意说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那样去做。接着，他又套用了《我的奋斗》中的话说：“生存空间才是我们战斗中存亡攸关的问题。”按照他的看法，在有限的地区以内，不可能建成一支大军队和一种强大的工业。俄罗斯帝国的力量不单纯是人的力量构成的，不管是讲数量或是从人们特别注意的单个人的质量来说也罢。其力量来自它那广袤的幅员。从这种胡说八道里的确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实际的结论，就是德国要毫不犹豫地占领那些领土，因为无论从国家地位的伟大和势力的强大，或者仅仅为了丰衣足食，把它们并吞过来都是必要的。
1942年年底，当纳粹统治欧洲的面积达到最大范围时，这里权利的不平等和地位的暂时差异并不一定表明这个地区未来的命运如何。可是总的说来，这种情况同那位元首或其忠实仆从多次表达过的想法却是相一致的。
德意志帝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地理位置的适中，好象是注定要它来担负起其使命似的。这就是凡尔赛条约签定后的德国，再加上奥地利、苏台德德意志人区、波兰西部(瓦尔塔兰)、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欧本和马尔梅迪；它从南斯拉夫取得了斯洛文尼亚的一小部分土地，比亚韦斯托克的前波兰人区域也重归东普鲁士了。所有这些领土都受治于德国法律和行政部门。它们既已德意志化了，同时也纳粹化了。不过，所有的德意志族人还没有通通联合起来，居住在石勒苏益格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那些人，显然只是时间问题；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那些人，一旦苏联战败后，就会归入母国。蒂罗尔人已经开始离开自己的地区，但在意大利投降后，看来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原地并把他们的领土合并过来。至于那些逃往法国避难的阿尔萨斯人，即使住在所谓的自由区，也不管他们是撤退到多尔多涅的斯特拉斯堡人，是从劳动营出来的年轻人，还是退伍军人，在维希政府把他们交出来或是迫使他们返回阿尔萨斯以前，占领当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另外还制定了使侨居巴西的德意志人回到民族怀抱中来的计划。另一方面，未经许可就在德国土地上定居下来的外国人，如波兹南地区和西里西亚的波兰人以及洛林人，则遭到驱逐。
看来希特勒曾经琢磨着要把德意志民族这一概念略加放宽一些。1940年6月19日在同戈林谈话时，他曾把挪威人、佛兰芒人和勃艮第人一概说成是德意志族。根据他的《桌边闲谈》，有一天他又加上了诺曼底人。按照格洛布克博士在纽伦堡审讯时的供词，希特勒曾经交给内务部官员施图卡特一项任务，就是要他按照这种办法来拟定分割法国的计划。可见纳粹地缘政治学并非谨严的科学。
这显然是为这个主宰民族的德国“核心”服务的，以致那些地位不明确的领土、“总督辖区”、克拉科夫、东方地区和乌克兰都一概“保留下来”，并步条顿骑士的后尘，把它们划定为德国的殖民地。
从理论上说，意大利是德国正式的盟友，而且是平起平坐的。事实上，意大利并吞和归入其势力范围的领土面积相当小，而且在经济上也不重要。这就是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的少数深山幽谷和芒通的一部分，伊皮鲁斯和塞萨利的一部分，还有达尔马提亚海岸及其岛屿。此外，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还左右着罗纳河左岸、北非和近东各国的命运。克罗地亚将成为一个王国，以萨瓦王室的一个成员为国王。然而除墨索里尼本人外，希特勒已不再相信任何意大利人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意大利已没有什么作用可起了。
仅次于德国人的，就是那些受保护的国家，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挪威和荷兰。在注定要受奴役的斯拉夫世界里，波希米业－摩拉维亚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属于大德意志的；虽然打算要使之逐步德意志化，但它在柏林驻有外交使节，其总统享有给予一般外国元首的种种待遇。至于挪威和荷兰，它们享有在一位德国文职行政官的监督之下来管理自己事务的特权，不过也规定它们要在“东方殖民化”中起到自己的作用。在海牙设立了“荷兰东方公司”。1941年以来，由“荷兰为东欧发展提供指导者公司”经办，有些农民和手艺人已在维斯杜拉河一带定居下来。在军事占领下的比利时，为了同一目的，也由“比利时－欧洲农业和工业发展辛迪加”经办，招募了佛兰芒人(他们的战俘已获释放)。
可是，当挪威的吉斯林的的确确无法获得挪威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时，特波文便陆续地把高级行政官中不称职的挪威人改由德国人代替。荷兰也有同类情形，在赛斯－英夸特的控制下，强使农民、渔民和工人等组成一个单一的有限公司，纳入了纳粹体系。
凡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一概由军事当局负责。这类地方包括被占领的法国区，比利时(连同附属的诺尔省和加来海峡) [ 注：1944年7月，曾向比利时派驻一名高级文职长官，但为时不长。 ] ，希腊(由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和意大利人共同控制)，以及海峡群岛——这些群岛按照战争法则处理，因为英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
丹麦以及所谓法国自由区(甚至在1942年11月被占领之后)，在理论上都仍保留着独立政府，但一切大致都听命于德国军事当局。
大德国周围有一群卫星国，它们都是在对苏作战中自愿或被迫同德国共命运的。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政权彼此稍有差异——斯洛伐克颇象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罗马尼亚没有单一的政党，克罗地亚政府在1943年9月以前一直依附于意大利。那里的德国少数民族享有特权。只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得以保留自己的制度，当然人们都公认这些制度中并无任何民主味道。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西班牙是大德国的盟友，而瑞典(罗森堡认为它是雅利安人的发源地)则已经纳入德国的经济范围。
因此，大德国就好比一个丑角的外衣，是用碎布拼凑而成的。由于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德国当局，便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不过，因紧急情况在两个特殊方面导致了统一，即自始至终主要的问题就是要为德国赢得胜利，同时处处实行的都是同样的监督和惩罚的压制制度。
凡是在德国军队以征服者出现的每一个国家，这些军队都肆无忌惮地使用征税、掠夺和征用等办法，依靠该国居民来养活自己。后来占领当局没有继续采取这种无情的做法，他们处理问题较前巧妙了，即大量进行采购，然后让当地居民对贷款徒然怀抱希望。这种交易每次都大有赚头，结果总是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产品都送往德国，而德国自己的产品却从不运出来，从心理上说，占领区人民产生一种错误印象，以为他们并没有被掠夺，在他们心目中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商业和人情上都是对的。
最初采用的办法之一，就是把马克对被占领国家货币的比值定得过高。一般说来，这种比率是稳定的，就象是硬通货一样。但不时也有规则地增长，如在罗马尼亚。其结果之一是限制了购买德国货，因为这些货物变得更昂贵了，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结果，是让德国人在被占领国家以更低的价钱购买更多的东西，首先得到好处的是德国士兵，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商店抢购一空。
供养占领军的费用都由被占领国家负担(丹麦除外，因为它没有参加战争)。规定这种费用的多少，不是根据德国士兵在某国的人数，而是按照对该国财富所做出的估计。比如规定法国每天付四亿法郎，这同占领军的人数十分不相称。在支付这些军队的供养费之后，占领者当然还有相当数目的余款。他们就用这些钱购买一切可以买到的东西；而且，对于那些到德国去干活的外国工人，其工资也就用这些工人本国的货币来付给。最后，他们还用被占领国的货币购买各该国国民经济的股票。当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是注意到的，不过既定的原则是无论什么都不能妨碍往德国运送货物，所以问题只在于确保通货膨胀不要发展得太猛烈就行了。德国的财政部长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在1944年2月底曾经作出估计，仅占领费一项，德国就已收到约四百七十亿马克，其中二百五十亿来自法国。
不过，这还不是敛财的唯一途径。此外，还有占领军的安顿费及宿舍改善费等，每一被占领的城市，仅仅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经常被课以罚款，如1941年1月，斯塔万格就被迫付出十万克朗。
德国和它的对手不一样，在进入战争时并没有任何货币储备足以为采购提供资金。可是，就是在战前，它已经有了一种不用储备而进行采购的巧妙办法，即汇划结算制度。德国一方面继续扩大这种制度，同时又歪曲它，使之只是在有利于德国自身的情况之下起作用。其实，汇划结算制度的目的原在于使两国之间的购进与售出保持平衡。现在，德国在所有的被占领国家很快地到处借债，订约一方把货物源源运往德国，但却得不到任何变换物；满载的列车开了去，回来时空空如也——假定机车和车厢能回来的话。德国答应付清账目，但只能在战后办理。与此同时，被占领国不得不设法支付本国出口商的货款。1944年夏，这同一位财政部长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估计，德国欠债约达三百六十亿马克。
最后，为了事先预防通货膨胀，或为了防止个别国家象魏玛共和国那样蓄意制造通货膨胀 [ 译者注：1919年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把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政策，1923年这种政策达到最高峰，这一年一月马克与美元的比价为七千二百六十比一，到十二月跌为四万二千亿比一。 ] ，德国对于各国发行货币的机构密切加以监视；有时候，如在荷兰，它委派一个狂热的、可靠的纳粹国民充当头目；有时候，如对法兰西银行，它坚持任命一个享有否决权的德国审计官。
至于私人银行，它们要末甘愿同占领者进行合作，以求继续经营下去，要末就是受到占领者的控制。例如，捷克的银行被迫合并成为四大机构，德国银行把其中大部分的股票都接收了去。他们的意图是限制正常的信贷活动，以便让这些银行专门来满足德国的需要。
因此，在财政问题上，整个被占领下的欧洲都受同一法则的支配，它期望着马克在战后时期将会变成国际货币，这种把欧洲经济吮吸殆尽的机构已经准备妥当了。
在各被占领国家，德国人依靠行使强者的权利而索取一切货物的做法，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在继续着。一般说来，他们在东欧干得更为无情、更加不择手段。可是，1940年9月23日，出席停战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团也谴责“从工厂和仓库搬走了设备和货物”，在审判贝当时，据一位可靠的见证人估计，拆卸并运往德国的法国机床达二万五千台。
如今财政机构在顺利工作着，对被占领国的掠夺为表面上正常的贸易所替代。为偿付购得的货物，占领当局除拿出所在国的货币(这些货币在各被占领国国库里不断增多)外，还加上他们从银行夺得的贵重金属和宝石等财富，以及德国证券兑换局(1942年夏欧洲共有五十二家)所印制的占领区马克。这种马克完全没有任何保证，只要德国人高兴就可以无限制地增发，甚至无须通知被占领国的财政部门。德国就这样通过正常形式的商业交易榨取了大量产品。形形色色的代理机构、可疑的组织以及许许多多的中介人，为了赚钱，都纷纷效忠于德国公司，结果生产者并非经常知道谁是真正的买主，也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
为了从这种交易中获得更多好处，占领当局还按照只有利于德国的方式来规定各种价格。这样，罗马尼亚就以战前的价格把石油出售给德国，而对德国进口货必须多付百分之五十的价钱。
欧洲占领区的一切经济往来全都被纳入帝国及其卫星国的渠道中。对法国来说，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改组对外贸易。甚至在战前，德国在欧洲中部就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如今这已经变为垄断了。因而罗马尼亚对德国的出口在1940年占其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三，1941年增至百分之九十，1943年又增至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七，其中特别包括它的全部石油在内。
如就德国对未来大规模计划的设想来说，那末不难看出德国的目的是要在战后实际上垄断欧洲的工业，特别是冶金和化学工业；同时柏林也将成为文学、艺术、时装和娱乐的中心，从这里把德意志文化传播开去。而欧洲其他地方就会降为一种农业经济，所有的文化声誉都将丧失殆尽。
就当时而论，重要的在于设法使各国的产品都来满足德国战争经济的需要，同时只要可能就使它们不断增加。为此，几乎到处都派去了德国专家，尤以罗马尼亚为重点。在欧洲各地，市场上都急切地在追求德国当局发出的订货单，即使在所谓的法国自由区也不例外。为了避免生产停滞，制造商们都不得不首先尽力满足德国的需要，因为不如此，他们立刻就可能得不到自己需要的原料和电力供应。
由于农业生产者人数众多，要控制他们则比较困难。占领当局鼓励他们建立联合组织，以便能找到对它们负责的头目，它们就这样把大部分食品都统统买了去；丹麦和荷兰的家禽与奶制品几乎全部运往德国去了。不过，农民毕竟比工厂主容易耍滑搞鬼，因而总可以给自己留下一部分收获物。
德国人依靠他们的纸币财富，设法搞起一种庞大的征用计划。在农业方面，这是依靠建立殖民区的办法来实现的，这是一种不仅限于东欧的特权，因为在荷兰和法国的阿登也已经建立起巨大的实验集体农场。在工业、矿业、银行业和商业领域，这种计划的内容是购买工业和其他康采恩的大量股票。他们是先从外国在卫星国的权益着手的，如法国在南斯拉夫博尔矿山的权益或在罗马尼亚油田的权益。但是，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权益扩展到该国国内最大的、最多样化的康采恩中去了。因此在法国，德国公司逐渐拥有许多企业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如弗朗高勒公司、香槟酒酿造厂、法国发动机燃料厂、恩伯煤气发生器厂等。为了吸引卖主，德国人以高于市场的牌价来收买这些股票。最大的公司都已“试探过了”，如施耐德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罗纳－波伦克公司以及圣戈班和哈钦森保险公司。一天，吓坏了的亨茨格将军当着德国人黑曼的面说：“你可以把整个法国都买下来。”另一个在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中对德国人的要求感到惊异的法国人，终于气愤不过地问道：“喂，你究竟想要什么？”另一个德国人以极其粗暴而坦率口吻回答说：“我们全部要。”德国人在欧洲就这样开始夺取工商业财产了。 [ 注：使企业“雅利安化”的种族主义理由，就为征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参阅第266页《犹太人的命运》一节。 ]
欧洲经济按照德国所希望的路线分工越来越细，而且十分严格地服从于德国人的需要，结果劳动力自然要有相当大的调动。工资和劳动条件一般都由占领当局规定——如果只是用战前的名义工资来比较的话，这些条件也并非总是不利于工人的。此外，劳动力很快自动到来了，因为在一般贫民区，差不多唯有受雇于德国人才算是牢靠的职业。德国人恰好利用了这一点，把志愿者派到德国去做工。后来，由于德国的需要大大增长，尽管搞了一些人道主义的名堂，如由赖伐尔在法国想出的“释放战俘”，志愿者也还是不够用，因此，就必得使用强制办法了。这个任务交给地方长官绍克尔去执行。他在欧洲各地建立起“强迫劳动营”。那些被强征来的人有时在本国工作，如在托特组织 [ 译者注：为德军服务的德国建筑机构。 ] 去修筑诸如“大西洋墙”一类的防御工事。不过更多的情形是被送往德国。在那里，好几百万工人生活在一起(来自法国的有六十万人)，欧洲各国的人都有，其中苏联人和波兰人占多数。这些人大都是工人和青年，但也有妇女。
不管怎样伪装，这种对欧洲的剥削仍然无异于实际的掠夺，因而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无论采取什么样防患于未然的措施，通货膨胀还是无法避免，结果出现了“非官方马克”，造成物价高涨。有人通过勾结征服者可耻地大发国难财，而大多数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食物是定量配给，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日用必需品(如药物)奇缺，因而公众健康与卫生大受影响。受害最深的要算是拿固定工资的工人与雇员了。可是，统治阶级也并不总是称心如意的，虽然有些商人可以投机发财，但许多人都是已被剥夺或有被剥夺危险的资产者。因此，占领者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在各行各业普遍引起不满，而这种不满由于警察的凶狠和严酷，又只会有增无减。
只要人们仍然服服帖帖，逆来顺受，只要德国人继续在战场上获胜(这两点是互为依存的)，那末占领当局的所作所为就是有节制的，至少在西欧是如此；至于在东欧，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野蛮的。但在他们开始遭受失败以及出现反抗的迹象时，情况就变了，或者是每况愈下了。
为了防止发生危险，德国人采取了预防措施，把各国司法和警察机构的实权职位通通把持在自己手里。一方面，德国军事法庭对于凡是有关保护德国军队和有关德国团体与国民行为的一切事情都享有审判权；另一方面，占领当局对这些国家的司法部门施加压力，把案件从它们手里硬要过来，或是当受到德国保护的人被控时，迫使司法部门释放他们。
按照海牙公约，被占领国家的警察应负责维持治安，因而他们是为占领者效力的。但是，占领者却派遣他们去干一些引起居民忿怒和仇恨的讨厌事情，诸如守卫军事机构，逮捕犹太人，提供人质名单，检查身份证等。
尤为重要的是，德国人在各被占领国还设有自己的警察网，这种警察网特别庞大而复杂。各军事指挥部都有自己的警察机构，其任务是同国家警察——秘密军事警察和军事警察保持联系。为了收集情报和从事反间谍活动，他们还有“特殊机构”，即谍报局。
可是，这种自1938年就已经存在于德国的双重警察机构，没经过多长时间就也在欧洲占领区出现了。在海德里希主持下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由普通的治安警察和党卫队的治安机构合并而成)，想在所有德国占领区内建立起自己的机构，以执行所规定的种族主义任务。这个机构打算代替谍报局，挤进军队里去。保安局设有七个部门，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反间谍部门和所谓的第六处，前者下设若干队(即秘密警察)，负责跟踪那些危及德国治安的犯罪分子，后者撇开谍报局，要独自占有取得和利用军事情报的权利。
在各被占领国，凡是看来不愿接受这种新状况的人，吃了苦头之后，很快都发现了德国的各种警察(他们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
对那些可能从事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或抵抗运动(在法国是戴高乐主义)活动的人，给予警察拘留的惩罚。这些人被视为洪水猛兽，为维护占领国的权益，必须把他们关押和监禁在德国拘留营里。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人是作为一种报复形式而被逮捕的。在法国，警察拘留的地点是贡比涅的集中营。
保护拘留是对危害帝国利益行动的惩处办法。这是一种惩罚性和行政性措施，不是法律措施；可是在诉讼程序结束时，对于一个受挫并已开释的人，或是一个刑满的罪犯，都可以给予这种处罚。
按照东京国际公约第二条第十九款规定，“占领国如果因特殊原由，认为绝对需要扣押人质，该人质应始终受到人道待遇。这些人质不得在任何借口下被处死或受到体罚。”德国当局单方面修改了这一国际法规定。早在1940年9月2日，驻巴黎的军事司令官就曾通知所有的野战司令部：“人质是该国的居民，他们的性命就是该国人民安分守己的保证。所以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同胞的手里。因而，必须毫不含糊地使该国人民受到威胁，即人质要对任何人做出的敌对行为负担全部责任。”
对苏作战发动后，这些条件变得更加苛刻了。1941年12月，凯特尔元帅发布一项带有诗意名称的指令“夜与雾”，规定因敌视帝国军队而被拘捕的人必须移送德国。他们在那里将住在完全同外界隔绝的单身牢房里，不得同外面通信，也不得接受寄来的包裹。这些人将由希姆莱的党卫队负责看管。
这样一来，把敌视帝国的人移送集中营的做法又有了发展。党卫队和秘密警察于是看到自己的职责更重了，他们当然是没有异议的。谍报局和军事法庭日益失去自己的权力，帝国安全就依靠更加简单和残暴的手段来保证了，这就是对嫌疑犯施以酷刑并迅即处死。
占领当局也从成批的通敌分子和战俘营俘虏当中选拔一些人编成特别小队，它们以其独有的方式在被占领国家从事保安活动。搜查住宅、枪杀和焚烧房屋村庄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时候，这些临时拼凑的警察还被授予通常的行政权力，如克罗地亚的帕维里茨的乌斯塔施或法国的达南民团。该民团被允许开设军事法庭，其头目在1944年成为维希政府的一员，掌管全部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 [ 注：参阅题为(《同德国的合作》一章，第276页。 ]
在所有被占领国家当中，波兰以及苏联部分地区是最遭难的。在纳粹分子看来，波兰是罪上加罪的，因为它的居民是斯拉夫人，又有相当多的犹太少数民族，而且1918年它曾经并吞过德国土地。不幸的是，波兰在战争初期就受到了德国的奴役，持续的时间很长。波兰遭受的是真正的苦难，因为德国人有时间在这里实现有关“东方国家”计划的某些部分。
1940年5月28日，在希特勒的专用列车上，希姆莱向这位元首提出了被他“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某些意见。这位党卫队的大头目扼要地讲述了他的“种族思想”。他先说明，切不可让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些小斯拉夫族”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和一种民族意识”，随后便建议“把东方这种混杂的人群拆散开”。跟着，着手进行“种族甄别”，其中包括“种族审查”在内，就是经过审查，把“根据种族观点认为具有某些肯定因素”的所有儿童一律送到德国去。到达德国后，他们要改名换姓，不准被当作“波兰崽”看待，以便让纳粹观念“在他们的灵魂中产生反响”。经过“有计划地运用这些方法”之后，所有那些留在“总督辖区”内的人就都是“居民中的劣等分子……是没有元首的人类渣滓，只配在德国做粗工”。一句话，就是一群奴隶。
不过，事实依然是，甚至“总督辖区”也将变成为德国殖民化的土地了，而同时中央种族政策局局长文策尔博士在1942年4月表示，“波兰人最敌视德国，最危险，最可能搞阴谋”。因此，为了德国的安全，必须把这些讨厌的波兰人搞走。于是，文策尔博士想出两个办法，一是“有组织地”向南美洲移民，作为补偿，可以让在那里定居的德侨迁回来；二是在三十年内，把两千万波兰人陆续移送到西伯利亚去，每年开去七百到八百列车，“从技术观点看，这是办得到的”。波兰人就将“慢慢地散布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土地上”。
除少数情况外，这些可恶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波兰历史学家马达伊奇克记述过十万波兰人是怎样在几天内被赶出扎莫什奇地区的。因为二十世纪有少数德国人曾在那里定居下来，所以便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把该地区称作“德国人的土地”了。波兰人是1942年秋天被驱逐的，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些劣等人(这次是俄国人)却在伏尔加河一带开始困住了他们的老爷和主子的军队。
德国人的组织能力是有名的，并且名不虚传；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如此醉心于种族仇恨，以致给波兰带来的只是混乱和贫困。他们没收了犹太人和“在外地主”的财产，以及那些对德国战时经济和“巩固德意志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地产和康采恩。他们从合法所有者手中夺去矿山、铸造厂、各种工厂和大农庄，为的是打算日后转给德国移民，特别是复员军人(但这种人并未前往)。同时，造成如此混乱的“临时辖区”制度照旧保留下去。
文策尔博士预见到，“要象对待犹太人那样把波兰人消灭掉，是不能解决被兰问题的。”不过，地方长官格赖泽尔就“同消灭犹太人措施相关联的一点”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就是杀掉三万五千个患痨病的波兰人，“以免德国人受到传染的危险”。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对波兰人最终命运产生疑问：他们将在本国沦为奴隶民族呢，还是逐渐被消灭掉，还是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或者是三者同时并举？
在这期间，德国人为了除掉波兰所有的优秀人物而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有计划地把他们从“总督辖区”和其他地方的负责岗位上赶了下去。因此，据德国人统计，1942年维尔纳的非犹太人口共十四万六千人，其中波兰人十万零四千名，立陶宛人二万九千名，但这里只由立陶宛人负责管理，而且唯他们才享有文化生活。波兰人只有一所可送自己子女读书的小学校，他们没有任何组织，即便慈善机关也罢。在瓦尔特兰，甚至罗马天主教会也被认为是可能进行反抗的策源地，因而受到极其苛刻的待遇。1941年10月，波兹南大主教管区有教区牧师六百八十一名、修道士一百四十七名，其中有四百五十一人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一百二十人被“赶”到“总督辖区”去，七十四人被枪决。只留下三十四人担任牧师职务，以满足波兰人对宗教活动的要求。
德国人对艺术品的掠夺，以在波兰进行得最为猖獗。的确，在德国人看来，非波兰的艺术品都是西方的产物，而但凡在波兰产生的有点价值的艺术品，都是由于德意志的影响。他们认为，波兰人根本不可能对文化和艺术作出任何贡献，所以他们便把一切都搬走了。用了半年时间，他们居然就把博物馆和宫殿一掠而光，把艺术品搜集在一起，并精印成巨册的目录，用亚麻布作封面，其上还饰以卐字党徽。瓦托 [ 译者注：安托万·瓦托(Antoine Vgatteau，1684－1721)，法国著名画家。 ] 的绘画作品《波兰女人》就是在戈林的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发现的。
德国人的举动越来越严酷，因为波兰人不管受到怎样的摧残，依然不肯屈膝。而且，德国人想方设法要诱使波兰政党领袖和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开展同他们合作的运动，都遭到了失败。前线越来越近了，德军的运气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于是德国军政当局也就变得越发残酷，枪杀和放逐的人数有增无减。
德国从来也没有真正温和过。德意志东方联盟(Bund deutscher Osten)组织的训令中有这样一条：“德国人：波兰人决非你的朋友。无论在你们农场或工厂里，他们都比德国人要低一等。要牢记你是主宰民族的一员。”战后，当人们问起曾经受雇于“德国主子”的波兰工人时，他们说到自己当时是怎样受到牛马一般的待遇的：他们的牙齿受到检查，被命令跑一跑，跳一跳，然后买主把他的这些货物的体重称一称，付给劳动局一定数量的钱，就把他们带走了。
在波兰，很早就设立了强迫劳动营。根据波兰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统计，这种劳动营共有四百三十五所。营里的生活条件不堪忍受，如以斯卡日斯科－卡尔埃纳的劳动营为例，据一位目击者说，所使用的化工原料给工人们带来严重的影响：“穿着用绳子连起来的纸衣服的男人是黄色的。棚屋、树木和树叶等一切东西都是黄颜色的。到处走来走去的女人，由于苦酸作用的结果，头发都是赤黄颜色；她们出身体是黄色的，甚至眼睛看来也是黄色的。”
但是，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呢。波兰还受到这样不幸的优待：在它的土地上设立了奥斯威辛－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这样两所灭绝营，以及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区。正是在波兰，被处死的犹太人的数目最多；正是在波兰，按人口比例说，死于残酷的德国占领者手中的人也是最多的。
反对这些暴行的德国人是寥寥无几的。布拉斯科维兹将军写的控诉信，希特勒是看到过的。克拉科夫总督乌莱赫将军曾经谴责“这是一种对全体德国人民都不光彩的局面”。可是，既然那种残酷的行为不仅出于政治动机，而更多地是出于道德与种族的动机，这些个别的抗议姿态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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