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莫名其妙的战争
(1939年10月－1940年5月10日)
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8
在整个波兰战役进行期间，希特勒曾经指示德国军队在西线要极其慎重行事，也就是说，要完全采取守势。在1939年8月31日的指示中，他命令说，“任何主动的敌对行为都要先出自英国和法国”；在波兰取胜几天后，他在发布的一个指令中，准许海军和空军必要时可以同敌人交战，不过重申前令，即“第一枪只能由敌人先放”。这位元首是在尽力把两线作战的不利因素缩小到最低限度，因为他的第一个最紧急的目标就是在波兰迅速获得胜利。
获得这一胜利的方式，使希特勒充满了乐观情绪。9月12日他曾对自己的副官施蒙特上校吐露，他确信法国很快可以被征服，然后就不难怂恿英国议和。在9月27日于柏林召开的一次会上，他把自己的这一计划告诉了三军总司令们，并指出时间拖长了对德国不利，因而宣布最近期间就打算在西线发动攻击。不然的话，德国军队在波兰的胜利对中立国所造成的有利印象将会很快消失；再者，德国西部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工业区也必须加以保护——据哈尔德说，希特勒担心比利时会参战。此外，可以设法使意大利参加战争。冯·布劳希奇吞吞吐吐地试着发表了一些意见，但元首不予置理。
不过，民主国家总还是有可能屈服的；不管怎样，值得试它一下。根据同苏联达成协议的条款，德国已占领了由波兰人居住的那整片波兰地区，由此希特勒就握有可以用来对付民主国家的一张王牌而无须顾虑俄国。因此，他在9月30日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清楚地说明，关于在西线空中作战所规定的种种限制依然是有效的。
希特勒和戈林接见了瑞典工业家达勒鲁斯，其目的大概是为了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告诉他，如果人们接受目前波兰的局面，那末德国就乐于保证维持欧洲其他地方的现状。原来还打算同一位英国重要人物会见，但没有成功。10月2日，希特勒向齐亚诺提出，墨索里尼也许可以担负起“把中立国搞在一起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要牢牢地控制住它们。然而墨索里尼在事态没有出现更好的变化之前，却想保持非交战国的地位，同时他对自己被称作中立者又很感恼火。10月3日，张伯伦坚决拒绝考虑举行任何谈判。
希特勒的下一着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他是具有和平意愿的。10月6日，他在德国国会含糊其辞地向敌对国家表示愿意议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案，同时还暗示德国对波兰的征服是不容非难的；事实上，他是想力图把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一古脑儿都推给民主国家。10月10日，达拉第拒绝谈判；两天后，张伯伦也作出同样表示。法英两国不能接受任何承认武力行动的和平。
接着，那些感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的中立国都积极活动起来。10月和11月间，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以及罗马尼亚的元首们纷纷提出许多调解建议；西班牙和梵蒂冈也这样做了。但一概都没有下文。
在这期间，希特勒没有停止在西线进攻的准备工作，甚至在法英两国答复他10月6日的和平建议之前，他就在10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定下了自己的意图！不仅如此，他还透露了自己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即问题的关键是要“打垮西方强国的优越地位，使德意志民族能获得发展空间”。10月23日，他进一步抛开借口，明白地告诉他的将领们说：战争的目的并不在于“取得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胜利，而在于决定由什么人来统治欧洲”。由此可见，他的和平建议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欺骗敌人，并且可能的话，还妄想获得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种不经过战斗就唾手可得的好处。
这位元首在指挥战争的指示中规定了两个阶段：首先，在全力以赴的战斗中打垮法英军队；然后，使用潜艇、水雷和飞机，“对英国的经济实力发起进攻”——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不曾考虑过以任何方式在不列颠群岛登陆。
希特勒这时一心想要发动攻势，但是秋季已经到来，雨天、泥泞和低云都不适于坦克运动和飞机飞行。他曾十一次发出过进攻令，因天气关系，每次都取消了。这样，与希特勒的心愿相违，交战国之间出现了休战；而枪炮声一旦消失，外交和宣传活动就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了。敌对双方将怎样利用这暴风雨前的暂时寂静呢？
德苏条约原是双方迫于紧急需要而签订的，也就是说，在希特勒方面是急于要避免两线同时作战，而斯大林方面则是要把德国的进攻从苏联引开。因此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条约能经受得起时间的多大考验呢？总的说来，双方都愿意消除困难，以便从条约中尽可能获得好处。然而，彼此各怀鬼胎，有时又因为互不了解而使猜疑更为加剧。条约的范围是三重的，即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
那位元首一心要把打败波兰的军事功劳全算在他一人的账上。他曾煞费苦心地指出，德国从来没有向俄国人要求过给予军事援助——这是易于动怒的胜利者的虚荣心的确实证明。希特勒也曾对他的将领们讲过，他坚信苏联只是在条约符合他们利益时才会遵守其中的条款；眼下因红军软弱，还可以叫人放心。因此，德苏之间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不论范围多么有限。然而，某些礼貌性的往来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海军方面，俄国人曾要求德国舰只为波罗的海上的俄国潜艇提供补给品，德国人同意了；德国人曾要求并且得到许可使用过苏联的干船坞设施。德国海军可能还提出过更多的要求，如俄国港口对德国巡洋舰和潜艇提供补给品，获得俄国潜艇的可能性，以及交换军事情报等。可是从德国公布的有关文件中，却看不到俄国人对这些要求作何反应。
在外交方面，双方对土耳其采取一致行动，劝说它不同民主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德国曾经建议日本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在德国的怂恿下，苏联曾对英国的海上封锁提出过抗议。然而，双方在占领区还是发生过一些冲突，特别是有几次，德国人在靠近分界线的地方集中了几千名波兰犹太人，并且偷偷地把他们赶往俄国占领区。俄国当局的做法也只限于把这些可怜的家伙又赶出去罢了。
但是，德苏双方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产生误会，虽然一切事情看来还是很简单的，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在经济和需求上可以得到补充。然而双方都在扩张军备，结果，德国人需要的机器与工业品，俄国人也需要；而德国人所想得到的原料，俄国人却也在大量地耗用。特别重要的是，德国人想要获得的比他们拿出的要多，并且要通过在七年内分期交付工业品来偿还债务。苏联政府的想法则不同，另一方面，俄国笨重的官僚机构在核查德国所提申请时的那种慢吞吞的作风，也叫德国人日益感到不耐烦。因此，到10月底，即条约签字两个月以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尽管一个俄国采购团走遍了德国；这个采购团表现出一种没有分寸的好奇心，以致引起凯特尔的某种担心。
俄国人答应供给德国一百万吨粮食、九十万吨石油(其中包括十万吨飞机燃料)、木材、锰和十万吨棉花。他们准许给德国的这些货物经由大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声称这种做法是十分破格的。可是，他们不肯供给铁和铬。
作为交换，他们要求德国方面交付欧根亲王号、两艘巡洋舰的船体、一艘训练舰、俾斯麦号的设计图、最新式的鱼雷与水雷、梅塞施米特型飞机以及“还没有拿给他们看的更新式的机器”、飞机引擎——他们建议将自行仿制，然后再卖给德国——以及防空装备。总之，几乎都是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专门设备。
当时负责四年计划工作的戈林主张，应该满足俄国的要求。但是，德国专家经审核后发现，俄国人所要求的比德国人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提供的数量还要多出一倍。凯特尔为德国国防军着想，不肯出让在他看来是不可或缺的武器。亲自经手这个谈判的里宾特洛甫承认，必须把俄国的要求削减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他告诉苏联大使说，“不应该忘记德国正在打仗。”
这时谈判进展的情况不顺利了，有点象是两个各不相让的马贩子在讨价还价。每一方都责怪对方没有遵守条约的条款。德国人抱怨苏联采购团“处处都要打听了解”，表现得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那几年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莫洛托夫责备德国人把飞机的“价钱定得过高”。他要对方记住9月28日里宾特洛甫曾经许诺说：“德国将向自己的苏联朋友供应它所要求的一切。”总之，谈判陷入了僵局。
不过，这些争吵一点也没有公开泄露出来。苏联报刊停止了对德国的攻击，尽管根据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舆论仍然持怀疑态度。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各国共产党现在也都停止责骂纳粹主义是当代的祸害了，并正在把当前的战争说成是与人民无关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德国和苏联还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把战争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民主国家身上。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发表声明，重申德苏两国团结一致。他说，“希特勒德国的意识形态是不能用战争来摧毁的。”接着又一本正经地谈起“德国的和平愿望”！ [ 注：德国的新闻影片反映了双方的“亲善关系”：古德里安检阅了俄国的坦克部队，德俄两国军队在扎科帕内一块儿滑雪，等等。 ]
对于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的“改组工作”，希特勒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下来。斯大林一方面把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血统的原波兰国民都分别并入苏维埃共和国内相应的民族集团，同时又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了“互助条约”，要它们提供基地，而保证对它们并无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企图。本来根据协议，从1939年6月起，希特勒就有义务援助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然而他却不提出任何异议。苏联向保加利亚提出愿订立友好条约，国王鲍里斯婉言拒绝了；希特勒则表示赞同，里宾特洛甫甚至把德国赞成的意见通知了鲍里斯；倒是墨索里尼对苏联此举感到有些恼火。因此，双方是遵守了条约精神的，并且尽管发生了若干困难，还是使它得到贯彻执行。俄国和芬兰之间意外的冲突会不会引起新的问题呢？
苏联希望加强列宁格勒的防御，换句话说，他们是想把控制着列宁格勒大门的那一块芬兰领土弄到手。莫洛托夫直截了当地召唤芬兰外长去莫斯科，但他没有去。芬兰对于苏联的“建议”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研究。在同芬兰驻瑞典公使于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斯大林要求芬兰交出汉科半岛和芬兰湾内的几个岛屿，并要求芬兰边境后移到卡累利阿地峡，苏联拿出一些土地作为补偿。另外，还要芬兰拆除卡累利阿的工事，“协议”是互助条约的一部分——互助只不过是一种惯用的婉词，借以掩盖大国强加给小国的那种保护国地位罢了。
芬兰被孤立了，瑞典不理睬它的呼吁，希特勒假装什么也没有瞧见。由于社会党人坦内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俄国加快作出决定，尽管坦内尔已经准备好并且很愿意举行谈判。布尔什维克憎恨坦内尔，认为此人是“社会主义叛徒”的集中代表，何况他又犯了一个严重的罪过：当着别人的面提醒斯大林，说他们两人都是老孟什维克——顺便提一下，就斯大林来说，这话并非事实，因而被他看成是一种侮辱。莫洛托夫直言不讳地说，“苏联政府并不期望坦内尔政府会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来。”瑞典和挪威调解的努力都落了空，克里姆林宫决定拒绝接受它们传达的信息。罗斯福曾致电苏联主席加里宁，但收到的却是莫洛托夫的友好建议，要他自己想一想古巴和菲律宾群岛。
11月30日，红军未经宣战就开始了行动。斯大林采取了后来成为典型的传统作法，诡称只有在他唆使下由参加共产国际的芬兰共产党代表库西宁所组成的政府，他才承认为唯一的芬兰正式政府。尽管两国军队力量十分悬殊，战争却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俄国人大概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只使用了质量较差的部队；他们犯了在初冬发动攻势的错误，恶劣的气候使他们占绝对优势的坦克部队与空军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卡累利阿战线较短，使大部队无法展开；最后，大片大片的湖泊、沼泽与森林使任何军事运动都遇到困难。
总之，俄国人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的各次攻势到12月都已受挫。在曼纳海姆 [ 注：c原译“曼纳兴” ] 元帅(原沙皇卫队军官，1918年的“芬兰解放者”)指挥下，芬兰人甚至还转入进攻，在拉多加湖北面把苏军一个师切成许多小股；俄国人在最北部也被迫转而采取守势。2月间，俄国人在卡累利阿地峡使出了很大力气，亏得拉多加湖上的坚冰支撑得住坦克行驶，他们这才得以摧毁“曼纳海姆防线”上的芬兰防御工事。3月2日，他们进抵维堡。
尽管苏联宣传机器拼命把坦内尔说成是个死硬派，以致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报纸也一齐对他进行中伤，但情形正相反，他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他曾三次秘密地到斯德哥尔摩去会晤苏联大使柯伦泰夫人(她是芬兰血统)。曼纳海姆元帅认为已不可能再继续打下去。苏联人并不急于停战，但在芬兰接受了他们所提的全部条件(头年11月最后通牒中的那些条件，再加上交出维堡)之后，便于1940年3月12日签订了和平条约。
斯大林事先没有把他有关芬兰的意图通知希特勒，而这位元首也克制自己，没有去使那位处于困境的伙伴尴尬。不过，德国驻赫尔辛基的大使布吕歇尔却对墨索里尼决定运送军火加以援助的那些芬兰人直率地表示了支持。为此，里宾特洛甫只好忍受莫洛托夫厉声的告诫。可是，希特勒对芬兰一点也不帮忙。他下令撤走靠近芬兰海岸的德国舰只，劝告瑞典不要帮助自己的邻国，并对于请他出面充当调解人的建议一概加以拒绝，劝芬兰直接同它的敌手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屈服——并且鼓励瑞典小心翼翼地去从中调解。
事实上，希特勒根本不愿芬苏冲突有如西方国家所希望的那样扩大(它们的意图已是公开的秘密)，因为一旦扩大，那么在他集中力量准备向西方发起决定性进攻的时候，便等于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因此，从军事上说，德苏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俄国的受挫终于使希特勒相信，红军是存在着内在缺陷的。德国代表在困难的经济谈判过程中正好利用了这一点。
结果，俄国人削减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原来一直要求得到二十六座双联炮塔或三联炮塔，现减为十座；原来要求的六百台制造炮弹的机器，现同意改为三十四台；有些要求则完全放弃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害怕会被自己的伙伴抛弃。总之，当希特勒还留在幕后的时候，斯大林却直接参与了谈判，而他在回答对方询问时对情况了解之详尽和准确，使德国谈判者也感到吃惊。由于俄国人发表一些和解的谈话，谈判的气氛有所好转。其中一次是斯大林自己说的，他强调这不仅是“通常的商务条约而且还是互相援助”的问题；另一次是莫洛托夫谈到过“这次经济协议所具有的政治含义”。2月3日，当谈判似乎要陷入停顿的严重时刻，里宾特洛甫向斯大林指出，“正是由于德国打败了波兰，苏联政府才得以实现它对前波兰领土怀有的野心”。这就“表明德国方面作出了很重要的友好表示”，同时“证明它希望得到帮助是有道理的”。他甚至大胆地“向斯大林建议，他应该根据这些因素来重新考虑问题”。
斯大林马上心领神会，商务条约遂于1940年2月11日签订。德国人在支付的时间表问题上如愿以偿，他们将在二十七个月期间付清十八个月内苏联交付货物的款项。俄国人供应的货物比原计划十亿马克的总支付额还要多，其中包括铜、镍、锡、钼、钨、钴以及早已同意了的谷物、原油和棉花，但另外又加上迄今一直不愿意给的铁矿石。最后，苏联答应把西伯利亚铁路的货运收费减少一半，而且还同意替德国向其他国家购买货物，并直接和它们清算账目。德国的谈判代表施努尔最后认为，“苏联保证供给德国的东西比仅从经济观点出发而应该供给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它将在牺牲自己供应需要的情况下来这样做。”
在俄国这一边，他们在许多方面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他们拿到的不是大量的设备，可是将会获得数量较少的高级样品(装甲钢板、锅炉管、潜望镜、水雷与鱼雷、音响设备、坦克、飞机、各种弹药样品、不同种类的引擎、石油工业设备、机车、钢管等)。德国人还将向他们提供某种科学技术的实物教学材料。
德苏两国的利益现在显然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俄国人通过在芬兰的痛苦经历看出自身存在着某些严重的军事缺点，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补救；德国人看到战争要拖延下去，他们就非常迫切需要俄国的食品和原料。施努尔在提到“英国封锁的影响已经显著地有所减轻”时，就表露了这点意思。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某些声明(其中的一次是3月10日在罗马发表的)，他们那个协定的内容有所扩大，包括通过种种不同的“特别勤务”而使双方协同行动。 [ 注：里宾特格甫曾经开玩笑地谈到，“有些在法国发行的共产党秘密报纸就是在柏林印刷的；”这无疑只不过是一种词令，并无丝毫佐证。 ]
摩擦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的，如德国谈判代表抱怨“俄国人依然不予信任”；波兰分界线上不断发生情况，有时甚至相互开火；每一方都责备对方过分拖延交货时间。然而，这都不过是些细枝末节，希特勒在向西方进攻前，他是把赌注全都押在同斯大林取得协议上面的；他要确保自己的后方是靠得住的，而现在他加倍放心了，因为一方面苏联明白表示出亲善的态度，同时由于在芬兰受挫，也叫人看出了它的种种缺点。因此，尽管两国之间过去宿怨极深，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它的性质很不自然，但德苏条约这场赌博正在转变成为持久的协议，对双方都有利。可是这样一来，感到自己被疏远了的墨索里尼就耿耿于怀了。
希特勒对于意大利1939年8月26日决定不参战很感恼火。虽然他妥善地处理了这个倒霉的事件，但还是没有隐讳自己的看法，认为意大利的中立只会鼓励法英两同去怂恿波兰人进一步抵抗下去，从而损害德国的利益。后来，当希特勒因为战胜波兰而欣喜若狂的时候，他才开始充分了解到，让地中海平静无战事，周围国家都保持中立或友好态度，这会确保德波战争在不受牵制情况下进行，而强者则可以从从容容地打垮弱者面不受干预。可是，一旦德国决定在西线发起进攻，显然(而且德军最高统帅部也是这么相信的)，意大利(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被希特勒估计得过高)如果参战，则会箝制住阿尔卑斯山和突尼斯的法国军队，从而削弱法国可用于同德国毗邻的东北边境的军队。但是，当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意军最高司令部洽谈安排必要的协同行动时，却得不到任何答复。
事实是，墨索里尼还没有决定积极参战。他的外交部长齐亚诺极力劝他带头建立一种中立同盟，并充当类似“和平亲王” [ 译者注：西班牙王室宠臣曼努埃尔·德戈多伊(1767－1851)善于玩弄权术，折冲斡旋，因在1795年与法国谈判缔结巴塞尔和约有功而获“和平亲王”头衔。 ] 的角色。于是，谨慎小心的试探者们从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乃至布达佩斯和索非亚纷纷前来从事这类活动。而且，这位意大利领袖对于德苏协定也感到不悦，说“它造成了不幸的印象”；他还担心苏联可能会侵犯到中欧，而在他看来这是意大利的禁脔。信奉天主教的波兰遭到灭亡一事，在意大利天主教徒中间也引起了忿怒。最后，据警察报告，南蒂罗尔的德意志人发生了叫人讨厌的骚动，德国的胜利并未能鼓励这里说德语的居民离开他们的家园。
因此，12月16日，齐亚诺发表了重要讲话，着重谈到轴心国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得里宾特洛甫大为震怒。跟着，教皇在接见维克托·埃曼努埃尔同王时，公开表示希望他的国家继续保持中立。1940年1月3日，墨索里尼冒昧地自动向希特勒提出劝告，要他对波兰有所节制。他谴责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协定造成“灾难性影响”，而“德国本来是可以从苏联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的”。里宾特洛甫为此要求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作出解释，后者回答说，“如果战争持续五年，意大利在第二年或第三年以前是完全不能参加进去的。”
没过多久，德国人就对此作出了反应。1940年2月，他们通知意大利说，“由于气候严寒”，他们供应的煤不能超过三十七万吨；此后，则由于德国经济的需要，供应量将限制为每月仅仅五十万吨。而意大利要求德国每年供煤的数量竟是一千二百万吨！里宾特洛甫在拒绝这种要求时，不无讽刺意味地说，“采煤倒是并不困难的”。
这两个伙伴的关系是否已发展到危急的地步呢？不管地们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英国人却通过胡萝卜与大棒并用的手段，正在意德之间制造分裂。2月间，英国人要求意大利卖给他们大炮和飞机，如不答应，意大利就得不到英国的煤。这种讹诈行为想必惹恼了那他领袖，他很干脆地拒绝了这种文易。于是，英国决定对从荷兰装运德国煤的意大利船只实行封锁。墨索里尼提出了“强烈抗议”，而意大利亮出政策底牌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好似变魔术一样，德国立即答应按照意大利的要求每年供应它一千二百万吨煤，虽然对于能否运到它手中还有某些疑问。3月8日，即在接到墨索里尼1月3日信的两个月之后，希特勒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强调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在根本上的团结，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命运都会迫使它们两国并肩作战”。他极力缩小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因为他说，苏联的原动力来自那种“俄罗新民族主义”的比来自共产主义的为多。3月10日里宾特洛甫去罗马时，他把斯大林描绘成为现代的伊凡雷帝式的人物，并且保证说苏联在中欧没有任何野心。墨索里尼表示怀疑，又一再声称，“在他看来，敌人仍旧是共产主义”。他答应，“意大利会在适当的时候参加战争，会同德国站在一边并且平行作战”。“平行”的意思是指意大利要在它特定的和有限的范围内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诺言毕竟是许下了。
3月17日，墨索里尼在布伦纳隘口会见希特勒时，他对于德国在年底以前打败同盟国的可能性仍然表现出某种怀疑。他提醒那位元首说，意大利不可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时他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作准备。希特勒态度非常随和，问答道，“听凭领袖来作出最后的决定”。墨索里尼当时完全不了解德国已作出怎样的决定，他只知道希特勒下达了在西线进攻的命令，但对在何时何地举行进攻却毫无所知。他想象进攻即将到来，所以在3月31日发表了一项备忘录，公布了他的最后决定。他一方面谈到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意大利除非墨守自己的范围，放弃自己的作用，并变成瑞士一类国家的扩大版，才能继续保持中立”，可是在他试图把意大利的战略说得更确切时，就发现由于意大利在军力上的弱点，除了在海上和埃塞俄比亚以外，不得不决定在其他地方还一概要采取守势。
因此，是这位领袖自己决定让意大利投入这场冲突中去的。他的自大狂已经胜过谨慎感，也胜过了他对意大利战争准备工作不足的一定队识。难道他没有对齐亚诺说过“他不愿意成为欧洲的笑柄”吗？看来轴心国现在比过去团结得更紧了，而民主国家没能使意大利同德国分开。它们是否至少利用这段暂时的平静来为必将很快来临的对抗作出应有的准备呢？
英法两国实际上首先协调了它们的行动，增加了军队；其次，它们力图设法解决叫人恼火的比利时问题；第三，他们制订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近东进行外围作战的庞大战略计划；最后，它们一方面同与纳粹政权相敌对的国家达成谅解，同时通过封锁的办法，试图削弱德国。这样做难道就够了吗？
为了通盘掌握它们的联合作战行动，英法两国建立起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了首次会议。11月17日，最高委员会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以便通盘支配两国的经济资源；共同派出代表团致力于海外集体采购的谈判，但彼此在真正的联合军工生产方面并没有达成协议，甚至也未准备这样去做。雷诺－西蒙协议只是规定，战争费用由法国负担三分之一，英国负担三分之二。
英国远征军在10月间进入法国－比利时边境的阵地。到1940年1月，这支远征军已有五个师。远征军司令哥特勋爵受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指挥，不过象在其他联合机构一样，他对于自己接到的一切他不同意的命令，都有权向本国政府申诉。他是夹在法国第一集团军群的两个集团军之间，可是经陆军元帅艾恩赛德的请求，他并不隶属于这个集团军群，而是直接归乔治将军指挥。皇家空军则是严格地由英国自己控制。
英国实际上有多大的决心呢？从德国政府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这方面是存在某些疑问的。10月间，苏联驻伦敦大使会晤过几位英国领导人。据称巴特勒 [ 译者注：当时英国政府的教育大臣。 ] 曾暗示，如果德国人能够保证和平维持二十年的话，英国政府是愿意讲和的。倘若苏联和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作出一定保证的话，那么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问题上就打算作出相当的让步。他的这番话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张伯伦本人对萨姆纳·韦尔斯 [ 译者注：美国国务卿，1940年任罗斯福驻欧特别代表。 ] 并不讳言这样的事实：在最后解决方案中，英国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是会灵活的。
已经进入英国政府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的确曾批评过张伯伦缺乏生气，并且得到艾登的支持。丘吉尔主张，民主国家应在空中和海上主动出击，首先应在莱茵河布下水雷。在法国，达拉第政府于1940年3月20日垮台，原因是它没有“有条不紊地和精力充沛地运用这个国家的力量”。接替达拉第的保罗·雷诺是以精力充沛而闻名的人物，不过他只是联合政府的首脑，并不是一个单一班子的领袖。他希望看到最高统帅部内能出现变化，并供给武装部队所需要的各种武器，但却无力促其实现；不过，这位新总理用他所擅长的巧妙措词，随时随刻都反复强调自己抱有的决心：“胜利才能得救，战败就是灭亡”；“我们将战胜，因为我们最强大。”
保罗·雷诺没有同共和国总统或议会商量，就自行劝说英国签署一项宣言，声明“英法两国保证除非一致同意，否则绝不单独谈判或缔结任何停战条约或和平条约”。这种做法在于要使英国公开表明它将作战到底的意志。
但是，法国军备生产进展缓慢，困难不少。1940年1月，工厂制造出来的重型坦克仍然只有二十一辆，而计划数字则是七十五辆。原来，动员令已使熟练工人的数目减少，而这必须通过给予十分熟练的工厂工人以“保留性职业” [ 译者注：指可以缓服兵役。 ] 的身份来进行补救。5月里，出厂的重型坦克数字增至月产五十辆，但仍不敷需要，因而总司令部根据波兰战争的教训决定要建立一些装甲师的工作就难以完成。总之，这项决定是1门才作出的；这些白手起家的装甲部队建立的时间也太仓促；由于缺少储油库，汽油供应工作搞得很不好；计划中的三个装甲师缺少牵引车、维修队和联络车；无线电通讯设备不是陈旧粗陋，就是根本没有。
捉迷藏的游戏已经进行了七个月。比利时的政治领袖们非常清楚，比利时只会遭到德国的攻击，也只能由法国和英国来防御，可是他们就是假装看不到这一点，顽固地拒绝进行商谈。而没有这种商谈，任何协调行动都是不可能的。英法的宣战使他们朝着“独立政策”更后撤了一步。利奥波德国王发表了一个声明，重申他使“本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坚定决心”。他的有权势的军事顾问范·奥弗斯特拉滕将军(他是实际上的军队领导人，尽管没有什么名义)，把国王的旨意解释为时机上的考虑：“争取时间来彻底武装自己，而又不致损害我们的地位。”比利时害怕招致希特勒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心理是如此之强烈，以致部署在法比边境上的军队和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只能妨碍友军的前进)在数量上经常变化；而为了表示比利时在德法这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不偏不倚，这些军队和障碍物又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加强。有一些比利时的领导人，如担任大臣的德韦兹和斯巴克，头脑确实比较清醒一点，也稍稍向法国和英国靠拢，但是他们对其他的比利时人的顽固态度却无能为力，这些人老是害怕损害国家团结，而对外来的严重危险完全视而不见。
在盟国一方，甘末林将军认为，比利时的中立完全有利于敌人。他精明地权衡了以下两事：如果进军比利时，并在比利时军队并入盟国防御体系之后，对德国人进行坚决的抵抗，这将会得到很大好处；而如果同德国人进行一场阵地战，让德国人充分发挥其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那将发生巨大的危险。但是，除非事先取得协议，否则盟国的进军就完全取决于比利时人什么时候要求援助。这样就有失去战机和在随后的实际战斗中失利的严重危险。
因此，在比利时方面又一次拒绝进行商谈之后，甘末林甚至在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项“安全第一”的计划：他将在法国境内由堡垒和前进阵地构成的防线上独自进行一场防御战；他只在比利时的请求下才进入比利时领土，而且在比方提出了请求和有了这种需要的时候，法国也只是在有足够兵力可派到选定的防御阵地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在比利时人仍无合作意向的当时，这是最明智的办法；毫无疑问，就法国方面来说，一旦德国的威胁迫在眉睫，为形势所迫，是非这样干不可的，不管你愿意与否。在这期间，尽管看来比利时人只会作象征性的抵抗，也不应企图强行进入比利时。
但是在11月，注意力从比利时转移到了荷兰。英国实际上对荷兰局势极为担忧，深恐德国人可能会在荷兰建立潜艇和空军基地以威胁不列颠群岛。对荷兰的进攻，也将使德军能够包抄比利时西部防线。所以最重要的事就是能够去帮助荷兰人，办法是把部队尽可能深入地开进比利时。
因此，原来以防御为基础并结合有限度地进军至斯凯尔特河的以“安全第一”为名的法国最初计划就渐渐地被抛弃了，转而采取更为大胆的甚至是不顾一切后果的行动计划。根据一连串的指示，最后决定盟军将分两路齐头进入比利时。左翼方面，第七集团军将推进到安特卫普外以联结荷兰。比利时军队负责防卫安特卫普和根特的“国家要塞”，同时英国负责控制布鲁塞尔，法军则以重兵开往从安特卫普到那慕尔的戴尔河沿岸防线和日昂布鲁“隘口”。11月17日，盟国最高军事会议批准了这个叫做“戴尔计划”的新方案。
这样的计划过于莽撞。它以一系列的假设为根据，要想获得成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它假设荷兰军队将能持续抵抗德军，假设处于孤军作战的比利时军队不会在阿尔贝运河遭到痛击而能够秩序井然地撤退到戴尔河防线，还假设仅以比利时的有限资源就能及时地在安特卫普和那慕尔之间建立起坚固的防线。此外，这一个宏伟的计划似乎完全漠视了盟国战略上的最根本弱点，那就是它缺乏强大的装甲部队，而且没有建立起以法英为一方和以比荷为另一方的必要合作关系。
可是，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法国将领们，并没有忽略这些“大规模行动”计划所包含的巨大危险。决不缺乏斗志的吉罗将军是负责与荷兰联系的，他曾强调说明，除非具备下述条件，第七集团军才能赶在德国军队前面抵达布雷达，这些条件是：这个军拥有三个摩托化师；比利时和荷兰按计划及时地对各交通中心进行必要的破坏；两个比利时或荷兰的师能立即同法国军队联合作战。换句话说，“布雷达行动”需要有法比荷三方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却并不存在，因为比利时和荷兰也都不想要这种合作。布兰查德将军认为，第一集团军的时间只够它进入日昂布鲁隘口的阵地。负责整个作战区的乔治将军毫不掩饰他的疑虑。他曾经徒劳地提出如吉罗将军所希望的那种建议，即左翼第七集团军的任务应只限于占领斯凯尔特河近海地区。英国军事领导人也对这个行动计划持保留态度。
甘末林将军却坚持己见，并亲自负起大部分责任。他曾经背着总司令官乔冶将军在11月23日于阿拉斯召集了一次陆军司令官会议。甘末林将军这种态度，同他过去那种对事物的敏锐感和谨慎作风大相径庭，以致使人很难不去猜测他是受到盟国政府的压力。由此看来，“戴尔行动”是从政治方面而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为了投合这一点，甘末林确实表现出唯命是从而不是显示出他本人的魄力。至少他曾再次企图同比利时人达或协议以减少这个计划存在的危险，这是使失败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办法，即使它并不能保证取得成功。可是比利时人为了达到更好的目标而坚持己见，仍然回避达成任何这类协议。
范·奥弗斯特拉滕曾宣称，对荷兰的侵犯将成为比利时宣战的理由，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使这两个受到同等威胁的中立国达成协议而团结起来，更糟糕的是，荷兰最高统帅竟决定将他的大部分军队撤至各主要河流的北岸，这一决定扩大了比荷防线之间的空隙，使得德军的进攻更便当了。
1940年1月，的确有一架德国飞机迫降在马斯河的梅克林，从而暴露了德国将入侵比利时的计划，使比利时当局极为惊恐。他们把缴获文件的“摘要”送给了法国。这样一来，严守中立的原则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打破，至少也妥协了，因为摆在法国面前的障碍终于搬掉了！利奥波德国王宣布他愿意请法国人来，但不是马上(尽管危机紧迫)，而只是在出现任何入侵之后。此外，他还采取预防性措施，要求盟国保证比利时的边界和比利时在刚果的财产，并要求给予财政援助。法国军队已处于待命状态；如果说乔治将军鉴于盟国缺少飞机和坦克因而仍然持保留态度的话，甘末林则赞成“抓住时机”。可是比利时人并没有提出请求。当紧急局势过去之后，他们只是重新把阻拦盟军进入比利时的障碍物又设置起来。
在这以后，不管盟国以如何慎重的方式提出微不足道的要求，比利时都一概充耳不闻。虽然这些要求都避而不谈棘手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协作问题，只涉及执行方面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如平民的撤退，盟军的行经路线或是同比利时地方当局之间的联络。比利时人甚至拒绝透露他们的爆破计划。
不过，他们的态度也略有改变。他们承认他们在阿尔贝运河最多只能采取阻滞行动；他们开始从瓦弗到那慕尔修筑反坦克防线，但这项工程没有多少积极的成效，因为它经过的路线变来变去，施工又受到恶劣气候的阻碍。从荷兰人一方来说，他们期望联合英国人防守伐耳赫伦岛和贝韦兰岛，联合法国人防守布雷达和蒂尔堡。但所有这些都是相当含糊不清的，没有一件事具体落实下来。盟军司令部仅仅得到部队调动情况的报告；再就是通过官员们之间的接触，偶尔了解到一点关于比利时的计划；通过法国武官也了解别一些情况，因为他身着便服，能够在比利时境内各处自由走动。
军事史上的教训之一就是：由几个国家的军队联合起来作战，不管它的成员国的兵力加起来总数是多么可观，也仍然是软弱无力的。总之，虽然是处在联合作战的前夕，法、英、比、荷却并没有形成一个联盟，除了以分散的阵势各自为战外，他们一切都没有准备。显然，从1936年以来法国一直未能抵制住希特勒的要求，这是很难鼓舞起潜在同盟者的信心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切事实均表明，风暴将首先从比利时(还有荷兰)爆发，尽管他们还抱有一线幸免的希望。德国军队的聚结看来是风暴的预兆，就象气象图上的低气压区预示着暴雨一样。拒绝与法国进行必要的接触并不足以使比利时脱祸免灾，因为它是德军进入法国的唯一门户，而这种拒绝，倒确实等于在它的死刑判决书上画了押。这种彻头彻尾的短视行径，不能仅仅解释为出于对国内政策的顾虑，尽管事情的确恼人 [ 注：1940年4月25日，比利时皮埃洛特内阁辞职。由于语言纠纷的结果，自由党拒绝批准教育预算。 ] 。这或许是由于比利时领导人不能精确地估量德国进军的速度。他们认为，当前事件的巨大压力会使每个人变得既聪明而又肯合作，认为，一切问题都将在战场上获得解决。甘末林似乎也有这种错误估计。迟至1940年3月，他还打算在一次最初的“跃进”之后，进军至阿尔贝运河，如果比利时人尚能“坚持住”的话。事实上，正如在1936年或1938年那样，1940年的情况再一次证明，法国所具备的军事力量或军事思想，都不足以履行它的保证。不过，它的军事首脑和政府领导人并不是没有进取之心，他们正在设计一些五花八门的轻率计划，以此来表明这一点。
法国的将领们念念不忘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获得的教益，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曾同把法国引向胜利的伟大统帅们亲密共事过。因此，根据对萨洛尼卡 [ 译者注：希腊港口。1915年英法联军在此登陆，控制了整个近东。 ] 往事的回忆，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既中魏刚之意，也为甘末林所接受。1939年7月，甘末林曾设想过一个范围广阔的战线，从波兰经由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直到土耳其和希腊。根据这一设想，就出现了“近东远征军”，由拥有“东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这个赫赫头衔的魏刚来统率。
这个庞大的计划因德苏条约而受到挫折。此后，从组成小协约国的那些国家来说，苏联的威胁或是增加了或是代替了来自德国的威胁。波兰的溃败，取消了建立一条真正连贯起来的第二战线的可能性。这个计划充其量只有防止中欧过快地沦于德国或意大利枷锁之下的意义。
在当前的不幸形势下，土耳其虽说是隔得较远，但看来至少是最牢固的靠山。1939年10月17日签订的英法土条约规定，“在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发动侵略从而导致地中海地区战争的情况下”，三国之间将进行合作。但是，在一个单独的协定中还规定，土耳其不得与苏联作战；这样，意大利就是受这一条约影响的唯一国家了。在另一个协定中，土耳其得到一笔贷款，以便购买法国或英国的军事装备。为了防止办事拖拉，土耳其人明确表示，在得到这些装备之前，他们不会履行任何一项保证。这是盟国想在东南欧建立保护墙的第一块砖，虽不能说是坚不可摧的，但毕竟是最牢靠的。
南斯拉夫害怕意大利的野心更甚于害怕德国的野心。战端方启时，它动员了五十万人，而且由于与克罗地亚领袖麦契克订立的一项协议，还加强了举国的团结。但是摄政王保罗亲王很想到柏林去寻求保护以对付罗马，他这样做的更大的原因是，南斯拉夫贸易的大部分是同德国之间进行的。虽然陆军参谋长西莫维奇将军并不掩饰他是敌视德国的，但是陆军大臣奈迪奇将军至少还要再观望一下。
至于罗马尼亚，它对俄国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畏惧，更甚于对德国人的畏惧。法国和英国给予的保证能否有效地对付这种危险呢？从意大利搞到一项反保证不是更明智一些吗？
不过，在1940年2月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上，萨拉若努代表土耳其、梅培克萨斯代表希腊坚决主张制定一项联合防御计划。于是，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不再过于公开地表示出它们的忧虑，一项联合计划就在事实上拟定了。但是仍然有必要防止这个计划变成一纸具文，而且它还得要法国和英国给予大量援助。
魏刚非常不愿意在这种援助上讨价还价。他的计划是，无论如何也要在萨洛尼卡和康斯坦察建立起桥头堡，以便把德国人赶出地中海和黑海。他写道，最好的计划是“远远地推进到维也纳”，并守住萨夫河－多瑙河防线，“以便在时机一到时就能进行突破和攻击”。他甚至还幻想建立“一百个巴尔干师”！
但是在有关国家之间并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甚至连彼此之间的联络工作都没有进行。另一方面，英国对这个计划没有什么热情，它渴望以温和的方式对待意大利，所以在萨洛尼卡建立桥头堡的想法被暂时放弃了。土耳其人正在要求获得一百零八门七五毫米大炮以及坦克和飞机。但是他们能从哪里得到这些装备呢？因此一切都把他们引向这样的结论：土耳其仍将保持中立。盟国的计划在纸面上的确是壮观的。在1940年3月间，有人提议，统率拟议中的各个战区的人选应作如下分配：萨洛尼卡由一位法国人负责；色雷斯由土耳其人负责，以便使保加利亚人不敢有所作为；而英国人则被建议负责一条通过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的假设的战线，虽然难以看出战争怎么会打到那样遥远的地区。
总之，作战的先锋仍然是法国驻近东的军队。尽管在纸面上它是庞然大物——每个旅都叫做一个师，总兵力却不超过八万人，其中五万人将参加远征军。这支部队只有两个坦克营，一个战斗机队，一个现代化轰炸机队；由于它没有摩托化交通工具，所以也就不具有战略机动性；它既没有防空武器，也没有反坦克炮。至于运输条件，由于缺乏船只，从贝鲁特调动三个师到萨洛尼卡就需时三个月。如果以波兰战役进行的速度来衡量，那么多瑙河地区各国一旦遭到德军进攻，就会比波兰崩溃得更快。因此，“魏刚计划”在巴尔干半岛充其量只是一种心理作战行动，以便给那些被事件进程吓得不知所措的友好国家打打气而已。然而，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正在展现出来。
盟国要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获胜，就需要剥夺掉德国军队在现代摩托化战争中的力量源泉——石油，而德国已攫取了罗马尼亚的石油，德罗合营的石油公司正在想法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提高产油率。鉴于盟国控制着地中海，罗马尼亚的石油只能用船溯多瑙河运往德国。盟国曾考虑破坏钻井和炼油设备，可是这样做可能把罗马尼亚完全推到德国的怀抱中，因此这些计划就没有实行。从理论上说，仍然存在封锁多瑙河的可能性。1940年4月，一些英国专家装扮成水手，乘着几条装有烈性炸药的船，打算溯多瑙河而上，然后在要害地点沉掉这些船。但是，这些专家被罗马尼亚当局察觉，遭到逮捕。
由于德国同俄国人订有贸易协定，即使这个大胆的计划成功了，它也仍然可以从高加索获得不断增长的石油供应。1940年1月，达拉第要求对各种方案进行审核：在黑海对油船进行可能的拦截，对高加索进行直接干涉，以高加索居民的名义掀起解放运动。最后决定轰炸油井。这个方案似乎得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同意，其中包括达拉第、雷诺、甘末林、魏刚，甚至还有维耶曼。但是要执行这个计划，则完全要由法国来办。
因为格罗兹尼－迈科普太远，乃决定轰炸巴库和巴统，包括炼油厂、贮油库、港口设施和铁路线。距离是头一个大问题。在较近的土耳其和伊拉克自然有供起飞的机场，但是使用这些机场的可能性却不大。这就是说，机场将需要在叙利亚境内杰齐拉“鸭嘴”地区从头修筑，这个地区距轰炸目标四百英里，在夏季酷热无比。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飞机问题。由于将用来装备近东航空队的美国轰炸机的最大航程不足九百英里，所以必须把法国运输机改装成轰炸机。
这些准备工作一旦完成，这个行动预期能取得些什么效果呢？据夏森将军说，他们不仅作出了下面这种最荒谬无稽的估计，而且还真的相信了这种估计。空袭要在夜间于一万六千英尺上空进行，尽管没有空中摄影资料，可是仍然假定，由于目标集中，每颗炸弹都能击中目标。这样，希望用一百一十七架飞机(顺便提一提，这些飞机直到1940年4月还没有运到近东)，携带二百二十五吨每枚仅重百余磅的炸弹，希望在两星期内就使巴库的石油停止出油。据估计，这样一炸，俄国人要六个月才能修复。即使是杜黑本人也不会如此乐观吧。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它们是属于外交性质的，飞机必须飞越土耳其，而它是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避免同俄国人发生冲突的。如果非侵犯土耳其的领空不可，那势必会引起它的敌意，而在这个时候，它对于巴尔干战线诸方案却处于关键地位。 [ 注：土耳其还控制着通向杰齐拉“鸭嘴”地区的铁路线。 ] 至于苏联，它作为一个中立大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它的一个重要地区竟然遭到攻击，似乎没有人担心它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甚至也不去想想他们会不会采取轰炸近东的方式。相反，这些人倒似乎一厢情愿地认为，俄国受到这种尖锐的警告后会龟缩回去，让德国去听天由命。
“高加索行动计划”一开始就不顺利，只派了一架法国侦察机飞越巴库上空！可是在所有那些准备以极不中用的手段去攻击庞大目标的轻率可笑的方案中，这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它显示出盟军坚信，俄国先天是软弱的。它也证实了自从德苏条约签订以来，法国政界领袖中很普遍地存在着对俄国人和德国人错综复杂的仇恨情绪，这种情绪也部分地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 [ 注：据拉米纳将军所述(见《不体面的编年史》第37－40页)，在德苏勾结一起后，魏刚对他说过，“现在所有的下流坯都站在一边了。”德国人和俄国人都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规划好的行动，甚至到今天，苏联历史学家对“近东远征军”的兵员和力量所作的描述，还是大大超过实际情况的。 ] 芬兰战争又为另一次类似的表现提供了机会。
正象发动机需要石油来使它运转一样，制造武器就得有钢铁。德国生产的铁矿比石油多不了多少。它的矿石是从瑞典获得的，质量特别好。钢铁大王蒂森(他在帮助希特勒上台之后，又同他发生不和，这时正住在法国)确信，德国如果没有瑞典的铁，就注定要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他说，他曾向希特勒和戈林警告过这一点。这话出自这样一位权威人士之口，说得又如此之斩钉截铁，使人不得不为之折服，并要求采取行动：盟军必须把“德国的铁矿供应线”和石油供应线一起切断。这一次，英国表现出比对它的盟国的巴尔干计划或高加索计划大得多的兴趣。行动方案的要点是：在冬天，波罗的海封冻时，瑞典的铁矿由铁路运到挪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从那里经由挪威领海，用货船运往德国。这是希望彻底控制整个北海的英国所决不能容忍的事。早在1939年9月，丘吉尔就建议沿挪威海岸布雷，但是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挪威船只可能首蒙其害。接着，英国政府向瑞典施加压力，要它停止经由纳尔维克运出铁矿。它并且答应，倘若德国人因此而蛮横起来，英国愿给瑞典帮助。英国曾建议同瑞典就此举行初步谈判，但遭到了渴望保持中立的瑞典人的拒绝。
苏联对芬兰的攻击使事情更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因此被逐出国际联盟，并遭到世界各地舆论的谴责；某些法国右翼报纸对它攻击之猛烈，就好象苏联已经成为法国的真正敌人。在法国国内，共产党不得不受到公众的厉声责骂，党被解散了，党的报社关了门，党的领导人被逮捕或拘留。为了取悦于公众舆论，达拉第认为可以通过援助芬兰来证明他的敢做敢为和坚强决心，而且对“切断铁矿供应线”也有裨益。人们可能认为，挪威和瑞典很难拒绝去援助芬兰，况且这样做在法理上也符合国际联盟所做出的决议。
12月19日，达拉第说服盟国最高军事会议，在挪威和瑞典的合作下，对芬兰进行援助。实际上，1月初瑞典就同意援芬军用物资可以自由通过它的领土，甚至还允许赴芬的“技术人员”(只要他们是个人志愿者的身份)过境，但是它拒绝以任何形式参与这场冲突。
3月2日，芬兰人的处境看来非常危急。法英同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进一步取得接触。如果芬兰要求派兵的话，盟国就准备出兵。由于盟国把瑞典和挪威的同意当作是不成问题的事，因此就向这两国应许支持它们对付德国任何可能的威胁。达拉第对诺尔德林总领事说，法国可以假道纳尔维克派兵五万增援芬兰。行动将在3月15日开始，在时间上大约同轰炸巴库一致。法国人甚至打算在芬兰佩萨莫登陆，但是英国表示反对，认为那样一来势必就要与苏联彻底破裂。十分明显，对它们来说，援助芬兰只不过是它们想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获得一个强固立足点的借口和机会而已。
挪威和瑞典都不接受盟国的提议。但是挪威暗示，倘若英国在挪威领土上主动采取这种行动，它从原则上提出抗议的同时，只拟进行象征性的抵抗。瑞典的拒绝则更加坚决。3月12日英国又最后一次试图从瑞典取得过境权，但在同一天，芬兰接受了苏联的条件。
鉴于盟国所处的劣势地位，它们采取这一外围战略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敌人的作战努力从它本来可能强行解决问题的一个战场上引开，这个战场就是法国。但是，盟国的芬兰行动计划同空袭高加索的计划一样，完全是临时凑合的事情。一位去过瑞典的英国运输专家难道不曾指出过，挪威和瑞典北部的铁路衔接系统极易被切断，从而会使进入芬兰的任何远征军根本无法立足吗？盟国在北欧的计划，正如它在近东的计划一样，都是根据削弱德国经济力量这一愿望来制订的。确实，这也是盟国能在它们享有明显优势的军事领域内大显身手的唯一途径，这个领域就是海洋。
早在1939年5月，法英两国海军就已经在非常灵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邻近欧洲的海洋已经被划分为由法国或英国海军部负责的战区了。但是这些战区并没有严格固定下来，有几次曾通过联合协议而加以调整。此外，两国武装部队互相接受其盟友的指挥，例如，在亚历山大港的戈德弗鲁瓦海军上将所属法国“爱克斯部队”，就受坎宁安海军上将的指挥。最后，任何联合作战行动，均由该两国海军部来处理。
盟国海军面临一项重大任务。他们必须维持对德国的封锁，而且还必须保护自己的商船队不受到敌方海盗舰只和潜艇的危害。
英国政府过高地估计了德国战争努力的需求，预期敌人的燃料和原料贮存将迅速耗尽。因此，他们十分重视海军封锁，以防止此类贮存重获补充。可是，在进行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期间，其所采取的方法，仍然以1914－1918年大战的经验为基础，为了防止德国的各中立邻国成为德国的仓库，就以友善的态度说服这些国家，要它们同意不进口比平日更多的产品，以免可能转给德国。但是各中立国也只是相对地表示顺从，荷兰则特别难以驾御。
在另一方面，除了德苏协定已经给封锁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一事实之外，英国人还对意大利采取怀柔手段，以便有可能诱使它脱离德国。早在1939年10月，英国就同意它从海外作大量的采购，甚至还供应它以煤炭和原料。对意大利违反封锁的事件更是处理得马马虎虎。在1940年3月，有百分之八十二的货物因涉嫌而退回原主，可是意大利的大商家却获许扩大他们的采购额。
在这种情况下，封锁是难以奏效的。1940午3月4日，戈林大言不惭地向萨姆纳·韦尔斯吹牛说，德国不会发生任何饥荒，“许多学校校舍和大厅里，粮食堆积如山”。但是，他的确也承认，在他们能够从新近夺取的前波兰各省获得或从德国获胜后处于它卵翼下的欧洲各国购得之前，在原料方面还略感不足。也大约是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为墨索里尼描述了柏林居民的一幅图景，说他们“在这个冬天已冻得发抖”。不过，这些困难暂时还没有在人民中间引起任何不满，也没有造成工业生产的任何下降。如果说封锁总有一天会奏效的话，那么这个日子还是渺茫得很的。
就德国海军来说，它也并不是要对盟国船只进行任何毁灭性打击。确实，它的海盗舰只已造成了一些损失，如施佩伯爵号在三艘英国巡洋舰迫使它在蒙得维的亚自行凿沉以前，已在南大西洋击沉了九艘船。1940年春，德国海军派出九艘进行袭击的舰只，包括六艘辅助巡洋舰，活动范围远至太平洋和印度洋，并大有所获——比如，希佩尔号在亚速海附近地区击沉了船只十六艘，只是在负伤后才不得不返回本国。比起它们使英国商船队遭到的损失来，这些海盗舰只更使英国海军伤透脑筋的是，英国海军得四处去搜索追踪，从而就得把自己的船舰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1939年9月间，德国没有什么远洋潜艇，仅仅只有二十七艘五百吨至七百吨级的。由于多佛海峡已用反潜艇障碍物加以封闭，要在集中于爱尔兰两侧英国港口的航道上暗中巡弋，就意味着要控制的地区过于辽阔，所以它们发现潜艇很难远航超过子午线十五度，而且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行动。英国海军部满足于按1918年的方式行事，对在子午线十五度以外航行的船只，只进行微不足道的护航。潜艇所在的位置，由盟国侦潜委员会用可以探测出任何目标的水下超声波回声传送装置来测定——这是一个精确的仪器，但只能在十英里的距离内起作用：反潜武器是约重三百磅的深水炸弹。
但是，英国人缺乏护航舰只和配备雷达并能投掷深水炸弹的飞机。因此他们就再次依靠了1914－1918年的经验，那时飞机很少打沉潜艇，甚至有些飞机反而被潜艇所击落。然而飞机的优越之处在于能迫使潜艇藏匿水下，从而使它耗尽氧气的供应。英国开始使用航空母舰，这就导致了飞机与潜艇之间的首次交锋。德国潜艇在斯卡帕弗洛击伤一艘战列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1939年，德国击沉的商船几达四十一万吨，略少于英国海军造船厂同期所建造的船只吨数；在德国方面，只有九艘潜艇被击沉。
但是，这个时期海战方面最主要的独创乃是从1939年11月以来德国开始使用降落伞投掷磁性水雷。水雷伏在水下约五至八噚处。当船舶驶过水雷上面时，金属船体就引爆水雷。泰晤士河很快就遍布这种东西。当一枚这样的水雷从泥泞的河岸边被搜获时，磁性水雷的秘密也就暴露出来了。那以后，船体都设有免受磁力吸引的装置。这里再一次显示出德国人的创造精神。这个新发明在1939年使盟国船舶损失大约二十万吨。
如果我们再补充说一点：德国飞机对船舶的攻击，迫使英国把它的海军和商船队集中在不列颠群岛西海岸一带；那末，我们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甚至在这个盟国比德国无可争辩地强大得多的海上领域内，在波兰战败后的七个月期间，盟国也并没有建立起显著的优势。
这七个月曾经获得“莫名其妙的战争”这一诨名，因为法国的老百姓有一种感觉；长时期等来等去，除了在东北边境的真空地带有几次不引人注目的小接触和多次不见敌机踪影的空袭警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冬天，如果说国家的财富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话，许多的家庭因有人被征服役而发生了经济困难，只有公务员还能拿到他们的薪金，勉强度日。居民们生活在空袭的恐惧中，认为大劫难逃，这是由于战前大量吓人的宣传所致，这些宣传或来自和平主义者，或来自吹嘘空军威力的人。空袭警报系统的工作很差，警报器往往会平白无故地把城市居民从床上拖了起来。地下室已经改作防空掩蔽所，由看门人负责管理；美术品已经迁往乡间别墅；纪念碑则用沙袋加以保护；人们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防毒面具在四处游荡。某些商品开始配给，作为一种警告而不是一种必要。为了维持军火工厂的生产，某些技术性活计已定为“保留性职业”，那里的工人工作照常，工资照旧，而且还常常在家里干活。同一些被征召服役的人相比，情况悬殊，再加上某些“保留性职业”理由并不充足，因此就引起嫉妒和不满情绪。人们对前途既感恐惧，对现实又感空虚，这样就滋长起听天由命或烦躁激动的情绪，而不是下决心奋起行动。
公众渴望听到新闻，而且希望听轰动性的新闻，因此各种荒唐无稽的谣言满天飞。由于政府对报纸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人人都收听外国广播，特别是收听“斯图加特电台的那个法奸”费尔多纳的广播，此人是德国巧妙的宣传机器的喉舌，他那似是而非的主题就是：法国被背信弃义的英国拖进了战争，英国不打到法国人都死光是不会罢手的。法国政府也组织了它自己的宣传机器，由精明的外交家兼小说家让·古罗杜领导，他手下有一个出色的班子协助，但是播送的内容或许有点脱离广大群众的朴素思想和语言。
在军队中，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刻板生活，除了举行一些徒然无用的训练外，一直毫无作为，这种状况渐渐使士气委靡下去。指挥官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把公平地安排休假、举办体育活动、演剧、放电影等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来排遣这种强制性的闲散日子。可是，人们渐渐地开始怀疑这个战争到底有多少必要性，特别是这种宣而不战的局面。人们抱着一线的希望，想通过某种奇迹，使这个战争在它还没有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要末用封锁使敌人绝粮而屈服，要末由敌人闹内哄而崩溃。派出的飞机每晚都要在敌境丢下许多东西，但不是炸弹，而是给熟睡中的德国人扔下成吨成吨的传单。
人民当中这种厌倦情绪和茫茫然的感觉不可能不感染政界人士。因此，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一个主张议和的党派，却有一股渴望议和的趋向。它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心情却是十分殷切的，它在参议院的发言人就是皮埃尔·赖伐尔。关于空袭高加索和支援芬兰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一部分也是想以此来煽动公众舆论，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战争是真正开始了，但并没有扰乱任何人的和平心情，因为战事既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而且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盟国这一令人失望的战略的另一侧面则是打算瓦解纳粹党在国内的权力。
事实上，英国远比法国更相信这一点。张伯伦至少有两次庄严宣布说，英国不是在对德国人民作战。据说他曾对他的传记作者基思·法伊林爵士说过，“我所希望的并不是军事胜利——我对这种可能性也深感怀疑——我希望的是德国内部的崩溃。”
因此，曾多次打算同他们认为是反对希特勒的人士进行接触。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现过这种人，只不过是让人费尽心机去发现，也可以说是去臆造这样的人。在伯尔尼、阿罗萨(同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大使[译者注：反希特勒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曾任驻罗马大使。] )，在洛桑－乌希(与前首相维尔特[译者注：德国中央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21．年任魏玛共和国部长，1930－1931任内政部长。希特勒当权以后，逃至国外。])，以及在梵蒂冈都曾进行过这种接触。唯一的半官方接触是英国外交国务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同莱比锡市长格德勒 [ 译者注：曾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 ] 之间的一次间接书信往来。英国政府毫不含糊地宣称，它愿意在殖民地问题上对新的德国政府而不是对希特勒作出让步。但是，事实证明，“德国的反对派”不过是一种幻影。希特勒在取得一切成功之后，已经十分肯定地把德国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了。
希特勒的成功，加上盟国方面由于缺乏全力以赴的积极精神所表明出来的失败，只能在中立国心目中引起对纳粹德国的恐惧甚至是钦佩。确实，这些中立国都感到，只要德国军队和法国军队还没有展开搏斗，就谈不上最后的定局。但是，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挪威、瑞典、比利时和荷兰却死抱着中立不放，从而造成有利于希特勒的形势。
在轴心国天然盟友阵营中，确实也可以听到少许不满的声音。匈牙利就已经通过它的摄政王霍尔蒂，对德苏条约表示了忧虑：“如果德国是这样软弱，就将为革命敞开大门。”德国关于斯洛伐克的决定，剥夺了匈牙利人向这方面扩张的任何希望；由于德国希望东南欧不要发生任何动乱，又对匈牙利想从罗马尼亚重新得到特兰西瓦尼亚的迫切愿望加以约束。因此匈牙利人感到不满，而特莱基伯爵 [ 译者注：1939－1941年匈牙利首相。 ] 则毫不掩饰他对德国的不信任。但是总参谋长亨里克·韦特则是公开的亲德分子。总之，如果事情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匈牙利人无论如何会设法同意大利人作出某种安排，但决不会与盟国做这种事。
同样地，由于德苏条约之故，日本心怀不满，似乎也故意去迎合在封锁问题上英国的意愿，以致德国驻东京大使写道，日本给英国的条件比给德国更为优厚。但是人人所期待的第一个回合是不会在远东打起来的。
在欧洲——当前唯一的战场，德意之间出现危机的迹象已经克服。但是，在1940年4月，佛朗哥的外交部长和该政权的有力人物塞拉诺·苏涅尔通知德国大使施托雷尔说，他相信“在意大利参战之日，西班牙也将不得不决定它的态度”。他曾经暗示，直布罗陀和丹吉尔应该是西班牙参战所可能分到的战利品。
至于美国，它慢性地开始摆脱了对欧洲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迟钝和漠不关心。诚然，罗斯福这位被他的财政部长摩根索称作是“当代最敏锐和最勇敢的民主派”人物，是能够清楚地看到纳粹党对美国意义的民主和文明所显示出来的危险性，但是他也了解，倘若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他也无法有所作为。他的顾问们本身就分成几派，摩根索和伊克斯是彻底反纳粹的，他们尽全力使法国驻美代表团的购买工作得到方便。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虽然也是反法西斯的，却不愿做看来象是去激怒极权国家的事。陆军部长伍德林是一位坚决的孤立主义者。
整个说来，美国人肯定是希望英国获胜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不能正确估量和认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有多大。他们有些人甚至由于封锁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感到不方便，因为美国船舶必须驶进英国港口接受检查，这就使他们同欧洲的生意产生一些纠葛和稽延。
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制定出欧洲政策，而且无论怎样也不愿与欧洲生死与共。在它看来，战争是欧洲、特别是法国铸成大错的必然结果。除了其他原因外，首先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不该不偿还战债。美国有些地区的犹太裔或波兰裔居民，也确实被纳粹的反犹行动和征服波兰所激怒；已经有许多难民从欧洲逃来，其中一些是一贫如洗的。但是，这种激动之情，到现在为止，对美国人民的集体意识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不过，早在1939年9月，罗斯福就宣布美国已处于准紧急状态。11月，他劝说同会通过“现款自运”法案，允许交战国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但必须付现款而且自己负责运输。只有法国和英国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美国对中立地位的第一次违反，并且在国内受到欢迎，因为这个法案使得有生意可做；不过它也把盟国的黄金储备挤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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