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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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0日 星期一

莫言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 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2年莫言先生荣获, 诺贝尔文学奖及其2011年荣获茅盾文学奖为其文学成就最高之表现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 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2012年12月5日 星期三

世界上最好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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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雷达:王府大街64号的“牛鬼蛇神“

王府大街64号的“牛鬼蛇神”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22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圣的所在。
  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1966年7、8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飚,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了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她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的记得,一天,一彪身穿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们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决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红卫兵喝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映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本能地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22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藉,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还有一个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
刘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
  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
????? 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50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很少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分子、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30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绝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节选自1999年《散文选刊》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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